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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笼到病房:内地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变迁

来源:未知 作者:凤凰周刊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9-02
摘要:王瑞的额头上有一道陈旧的疤,丑陋得像一条蜈蚣截断了眉毛,又扭曲着延伸到鬓角,那是22年前被他的邻居谢明:一名正在发病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袭击时留下的。 这桩旧事发生在北

    王瑞的额头上有一道陈旧的疤,丑陋得像一条蜈蚣截断了眉毛,又扭曲着延伸到鬓角,那是22年前被他的邻居谢明:一名正在发病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袭击时留下的。

    这桩旧事发生在北京一栋老式居民楼里。

    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王瑞用自行车接幼儿园放学的侄女回家,正在他俯身锁车时,谢明提着菜刀从身后摸了上来。王瑞听到脚步声回头去看,刚一抬头便是一刀,止挨在左眼上方,王瑞当场就懵了,小侄女也哭喊起来。

    谢明似乎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丢下刀就跑了,随后被闻讯赶来的精神病院接走治疗。

    在民间,像谢明这样具有暴力攻击行为的精神病人常被称为“武疯子”,在法律上,他们则是造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

    目前,官方并未发布有关这一群体规模的统计数字,只能根据公开资料推算。    

    早在1982年,12个地区城乡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精神病人城乡年均犯罪率为40.8/10万,1993年这一数字升至55.9/10万,照此推算.内地当时约120万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此后,《中国残疾人事业年鉴》显示,严重肇事肇祸、危害社会治安的占精神病患者的10%左右,据此可推测目前内地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规模为160万人。

    随着内地精神卫生防控力度加大,近年来,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和肇事率逐渐脱钩。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429.7万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中,97%患者病情稳定或基本稳定,肇事率仅为0.l%。

    肇事率虽低,但对于每一个耳闻目睹甚至身临其境的普通人而言,每个数字背后都可能有一片淤青、一段刀疤,甚至一条生命。

    因此,加强精神病人,热别是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管控显得非常重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且覆盖面广的精神病人犯罪预防和治疗体系,也成为内地相关领域推进工作的重中之重。

“武疯子”:危险的弱势群体

    “总体而言,精神病人是弱势群体。公众时常认为他们更容易违法犯罪,但据统计,其犯罪率并不高于所谓的普通人群。”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胡纪念告诉《凤凰周刊》,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障碍和情感性精神障碍的人群,由于受幻听、被害妄想等精神症状影响,容易误以为别人要加害于他,暴力攻击的危险性较高。

    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触犯法律的不同,他们被具体分为肇事和肇祸精神病人。

    如有殴打他人造成伤害,寻衅滋事、侮辱妇女,妨碍交通安全,抢夺、损毁公私财物及其他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即为精神病人肇事行为。而杀人、强奸、伤害等严重侵害他人人身权利,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以暴力等手段严重侵犯公私财产,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违反《刑法》的行为,则为精神病人肇祸行为。

    凶杀是最为严重的危害行为,在所有涉事案件中也占有相当比例。曾有学者统计,10%-36%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件为凶杀案,2/3系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为。

    根据行为带来的危险性,“武疯子”们被分为6级,等级越高,危险性越大。

    l级为口头威胁、喊叫,但没有打砸行为;2级为局限在家里、针对财物的打砸行为,能被劝说制止;3级升级为不分场合针对财物的明显打砸行为,不能接受劝说而停止;4级为不分场合、针对财务或人有持续的打砸行为,不能接受劝说而停;5级为无论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有持管制器具针对人的任何暴力行为,或者有纵火、爆炸等行为;0级则为没有以上任何行为的。

    持刀砍人的谢明就属于危险性最大的第5级。但他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危险,而是随着病情恶化,危险等级不断上升。

    一位邻居回忆,出事前一段时间,曾看到精神恍惚的谢明出现在居民楼下,他衣服脏乱,带着一脸胡荐,似乎很多天没洗过澡了。只见他手握一根长棍站在楼下的空地上,棍子一头朝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方,行人从前经过,他置若罔闸,好像在等着报复一个特定的人,而那人一直没有出现。

    “千万不能和他埘视,一被他盯上估计就要挨打了,这种人看谁不顺眼就打谁”另一位女邻居在下班时赶上了这一幕,由于回家路上需经过谢明身旁,一向胆小的她被吓得不敢前行,只能喊来位男邻居护送自己回去。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她依然心有余悸。

    这不是谢明第一次发作了。他曾在楼道里用棍子袭了一位准备去上班的邻居,二人平日素无来往,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做出这般举动。好在被打的邻居并无大碍,这件事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在这样一栋以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家属为主、彼此知根知底的老式居民楼中,谢明的存在却谜团重重。

    砍人前,他是邻居们口中的“那个精神病”,砍人后,他变成“二单元砍人的”,极少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谁,具体年龄,工作单位,以及发病原因,只知道他的父母都是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根本管不住他,弟弟又住在其他地方,平时也不来探望,一家人全靠好心的邻居和楼长接济。

    王瑞的母亲也是其中之一。

    “他是病人,家里又困难,大家都是邻居,我们能担待就多担待些。”即便儿子被谢明砍伤,在医院缝了数针,此后更是因为害怕不敢上班,连工作都丢了,王母也没责怪过谢明一家,甚至连医药费都没要,只收下了谢母送来的一些水果和几瓶罐头。

    但并非所有人都像王母一样理解和包容谢家。

   一次,老楼楼长在和社区工作的朋友聊天时,无意中淡到了谢明的病情,朋友担心他发病伤人,私下给精神病院打了电话,当天就来了一辆白色“面的”,两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架走了谢明,这一走就是半年。

    谢明砍人也彻底扭转了老楼居民对他的态度。

    在这之前,邻居们儿乎形成了默契,看见他发病就绕开,若是提了棍子就联系医院,家里有困难能帮就帮,谁也没想到他真会伤了人。谢明出院后,老楼人心惶惶,大人们甚至不敢带孩子在楼下玩耍,都害怕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没过多久,谢明就因为在家大喊大叫又被送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有邻居称,谢明走前又砍伤了一人,但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和目击者大郁搬离老楼,事件详情已无从考证。

从铁笼到医院:强制医疗制度出台背后

    由于受经济水平和医疗水平发展的条件所限,在过去,像谢明这样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被规定应由家属或监护人人严加看管和送医治疗。

    这意味着,一口精神病人被确认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案件撤销后,如果家属不主动送医,警方和精神病院也无权处置,他们将直接回到社会。

    “现实中,很多肇事精神病人的家属如果不同意,就无法进入救治系统中,只能锁在家里。如果家属意识不强,或无力看管,精神病人不仅得不到及时治疗,事后再次伤人的情况时有发生”。从事精神病司法鉴定工作近30年的胡纪念就曾参与鉴定一些“散落民间”的重性精神病人伤害他人、危害公共安全案件。

    考虑到这些散落民间的精神病人或成为一颗危害公共安全的定时炸弹,公安部于1998年制定出强制收治精神病人的标准。

    据当时的《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精神病管制工作会议纪要》显示,公安系统的精神病院负责收治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影响社会安定,严重扰乱党政军机关办公秩序和企事业单位生产工作秩序等五类精神病人。

    砍人事件发生后,接走谢明的安康医院正是北京市公安局设立的专门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医疗机构。

    1997年,《刑法》修订时,在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应责令家属或监护看管的基础上,正式增加了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的内容。

    但由于当时配套的《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未做程序性规定,何时为“必要的时候”,如何且在何处进行强制治疗等问题在一些地方难以落实,不过仍有部分省市以不同形式的地方规范予以明确。

    上海是国内最早出台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地方性法规的地区。

    《上海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条例》(以卜简称《上海条例》)对病人界定、负责单位、出入院程序、治疗费用等均有详细规定。如精神病人经治疗后病情得到缓解、稳定或痊愈,经医院鉴定和市公安局批准后即可出院,需由监护人或家属领人,没有正当理由拒不领回的,由报送公安机并责成领回。

    而在治疗费用支出方面,《上海条例》规定,对有工作单位的肇祸精神病人,其强制医疗费川按劳保、公费医疗规定办理,无业的由监护人和家属承担,既无家属也无生活来源的则由市公安事业费列支。

    相比之下,更多地方的强制医疗制度多以公安部《会议纪要)和当地《治安管理条例》为依据,收治五类有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的精神病人。

    由于当时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一般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随后移交隶属于公安机关的安康医院执行,整个强制医疗程序都在公安机关的主导下进行,一些地方陆续出现“被精神病”现象。

    为此,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在2010年召开的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中表示,强制医疗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强制措施,由我国《刑法》做出规定。

    会议强调,强制医疗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要有触犯刑法的行为,涉嫌犯罪,二是需为经司法鉴定确认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二者缺一不可。

    两年后,《刑事诉讼法)修订时便以上述观点为参考,在特别程序篇中,增加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的整章内容。

    该法规定,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且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

    程序上,检察院和法院的参与也很好地避免了以往公安机关主导强制医疗的情况

    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后者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由法院决定是否进行或解除强制医疗。其间,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此外,同年通过的《精神卫生法)中,也增加了针对诊断结论和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且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个的行为或有这种危险的,医疗机构可实施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有关规定。    

“非自愿治疗和强制医疗用词和所涉及法律虽然不同,但其实是一件事。”胡纪念告诉《风凰周刊》,由于住院治疗会暂时剥夺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精神卫生法

》特别强调住院治疗要尊重病人和监护人的意愿。非自愿治疗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再次诊断和鉴定来防止“被精神病”事件发生,同时还能通过提早治疗,减少精神

病人潜在的社会危险性。

安康医院: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特殊治疗所

    尽管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精神卫生法》实施以来,有关强制医疗和非自愿治疗的鉴定工作并不多,胡纪念始终认为,这些制度对于精神病人而言是“一桩好事情”。

    现实中,经公、检、法三方配合的强制医疗裁决也以陆续完成。

    2013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实施头年,浙江法院便收到检查机关提起的强制医疗申请案件37件,审结的35件均作出了强制医疗决定,其中21为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致人重伤的。

    一位参与审理法官曾公开表现,新法实施前,“武疯子”伤人案件背后,多存在家庭贫困的情况,监护人根本无力看管或对其医疗,新法落地后,由政府进行强制医疗,“既是预防和减少精神病人危害社会的安全举措,也是对特殊群体的关照。”

    既是病人,也是犯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特殊性导致其强制医疗场所多为公安系统下的安康医院。

    资料显示,安康医院设立的建议源于1987年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精神病管制工作会议”。不同于卫生、民政系统下设的精神病院,安康医院时收治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承担强制医疗任务的专门机构,具有治安管理和医疗双重职能。它们多隶属当地公安局或公安厅公安厅,直接对口监所管理部门或强制治疗管理处。

    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副局长张向宁曾公开表示,截至2010年,全国共有24所安康医院,分布在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床位总数为l万余张。

    1998年起,安康医院累计收治由各地公安机关送治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4万余人次,其中严重肇事肇祸的占30%。目前,在安康医院接受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有

2535名,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病人3121名。   

     2011年后,四川德阳、湖南平江和广东深圳先后挂牌成立安康医院。山东和江苏苏州的安康医院则由卫生系统管理,但同样承担强制医疗任务。

    浙江省安康医院数量最多,分别位于杭州、金华、宁波和绍兴。在强制医疗在法律文件中刚得以落实的2013年,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就收治了30名需强制医疗或临时保护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杀人、伤人、毁物等都是他们从不同省市被带至医院的原因。

    从精神病人涉案归案到法院决定实施强制医疗,需公安、检查、法院系统三层把关,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程序周期长短不一,短则10日,最长可达120日。

    强制医疗决定做出前,一些仍处急性发病期的患者往往还要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在看守所羁押,或出入司法鉴定场所,由于难以获得专业、稳定的照顾,增加了精神病院治疗难度和成本。

    53岁的精神病人李大力将自己相依为命的年迈母亲殴打致死,羁押仅15天便被获准强制医疗。但在安康医院体检时,医务人员发现李大力营养不良,行走困难,只能靠轮椅进出房问,牙齿也全部脱落,无法正常进食,全身还有17处感染溃烂的皮肤抓伤和擦伤,医务人员只好额外花费20天才解决了外伤问题。

    一名不愿具名的安康医院医务人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市一项比治疗其他精神病人和监管犯罪人员更为复杂和耗费精力的工作。

    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入院后,医务人员通常要对其进行7-10天的密切观察,以全面了解其症状表现、心态和需求,帮助他适应环境和作息时问,使治疗和护理更具针对性。

    强制医疗不仅包含药物治疗,还要根据精神病人自制的恢复程度进行心理护理。该医务人员表示,一些精神病人仅知道亲人被自己伤害送医抢救,入院后会反复询问亲人现状,无法接受亲人被杀害的现实,医护人员只能等病人病情稳定后帮助他逐步接受真相。

    不过,在一些地方的安康医院,受财力、精力所限,面临病人多、医生少、经费少的困难。2004年国务院曾发通知要求没有安康医院的省市、自治区尽快建立安康医院,但这一要求至今未能全部完成。一些地方财政不足的安康医院经营困难,便改为对社会开放门诊的综合性医院,还有一些则增加了戒毒项目。

强制医疗患者回归社会立法提速

    人到中年,陈佳明烦恼不已,他的妹妹早年间因难以接受离婚的打击,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时而抑郁,时而躁狂。患病30年来,妹妹在公安和卫生系统下的精神病院间来来回回数十次,让他操心不已。为了更好照顾她,陈佳明一直未婚,和妹妹住在一起相依为命。

    自医学院毕业后,陈佳明进入一家美资药企工作,多年从医经验告诉他,及时治疗和按时服药对稳定妹妹的病病情至关重要,适当接触外界也有助于回归社会。

    陈佳明说,出院后,他从不反对妹妹走出家门,她可以和普通人一样在超市采购,工作日的中午会到附近必胜客点一顿优惠午餐,擅长弹钢琴的她还曾辅导过邻居家的孩子。在不知晓她病情的人眼中中,妹妹不过是一个“有些絮叨”的普通女人。

    然而,也有一些接受强制治疗的精神病人没有陈佳明妹妹这般幸运,甚至有的患者即使入院治疗,依然要面对家人的嫌弃,接受漫长的“遗弃式”治疗,甚至在安康医院耗尽余生。

    曾在北京公安局安康医院工作的胡纪念告诉《凤凰周刊》,强制医疗机构需要定期对精神病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精神症状消  失,病情稳定,已不具有人身攻击危险,出院后还有有能力的监护人看管的精神病人,应及时向法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意见。

    可见,监护人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精神病人的归途。

    《风凰周刊》记者曾致电多地公安局安康医院申请采访,均被拒绝。但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透露,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就是在我们医院养老送终,没人敢要”。

    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曾对1954年建院起至2009年间,住院周期5年及以上精神病人进行统计,发现长期住院患者占当年住院患者的80%以上,过半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为派出所、单位、社区或村委会,不少监护人月收入不足200元。

   该调查的发起者之一,安康医院主治医生赵丰文将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出院难的原因,归结为“既有自身疾病特点因素,也与社会和家庭因素相关”。

   他撰文指出,当患者因肇事肇祸被强制入院时,其家属或所在单位、社区(村委)、派出所等为解除了一个定时炸弹的后顾之忧而感到暂时的放心。但为了得到持久的安心,他们希望患者在安康医院颐养天年。因此,当患者病情稳定可以出院时,其家属等会因种种担心及其他困难而不能或不接其出院,进一步促使患者长期住院而出院困难。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患者长期脱离家庭与社会,出院难度更大。

    经济负担重也是精神病人出院难的重要原因。

    目前,各地有关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费用的政策不同。如实行免费治疗政策的北京市,就在2015年为2.3万名精神障碍者提供免费服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还可申领看护管理补贴。同年,浙江省也为7万名患者提供基本抗精神病药物。

    但在更多精神病防治专项经费严重不足的地方,“因病致贫”问题依然突出。

    在山东莱州,99%的精神病人家庭贫困。尽管当地92%以上的医疗费用都可报销,如果不采用新型药物,一般患者每月花费不足100元,但不少患者依然负担不起。当地慢性病防治院精神科主任张礼晓就曾接触过一些家庭困难的精神病人,由于偷偷减药甚至停药导致复发的情况。

    “在一些受害者是直系亲属的凶杀案件中,精神病人出院面临特殊困难。”胡纪念补充道。

    北京市一中院数据显示,该院2010-2015年审理的29起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案件中,近九成被害人都是被告人的亲朋好友或邻居。

    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强制治疗出院难并非中国特色。

    在英国和美国,法院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往往作出“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者”(Not Guilty By Reason ofInsanily)判断,据此裁定其接受为期6个月至2年的强制治疗。

    强制治疗期间,精神病人要接受30-60灭的危险性评估,如果判定仍有危险性,法院将举行听证决定其是否需要继续强制治疗,因而精神病人接受强制治疗的期限可能远远超过其所涉犯罪的最高刑期,甚至没有期限。

    曾有研究发现,超六成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被评估为“危险性精神病”,他们要先在高安全的机构接受强制治疗,再转入普通精神病院住院,平均住院时间分别为414和918天,并且还有不断延长的趋势。危险性大的精神病人将接受更长的监护治疗时间,如涉嫌一级重罪的精神病人平均住院时间超过6年,一半以上的人一直住院。

    为从立法上解决上述问题,公安部着手起草《强制医疗所条例》,该条例已被全同人大列入2014年立法事项,并于2016年6月全文公布送审稿,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送审稿显示,强制医疗所应定期对被强制医疗人员进行诊断评估。如果被强制医疗人员病情稳定,或因严重躯体疾病、伤残或者年老体弱敛使日常生活中起床、用餐、行走、如厕等不能自理,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强制医疗所应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意见,报法院批准同叫抄送同同级察院。

    强制医疗所中,被强制医疗人员治疗、生活等所需经费开支,将纳入本级政府财政保障。

    此外,接受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也有了更多个人权益保障。

    如被强制医疗半年以上、经诊断病情明显缓解的精神病人可申请临时请假回家,其监护人、近亲属书面担保能履行看护、治疗、安全、按期送回责任的,强制医疗所可批准其临时请假回家,每次不得超过十天,并向人人民法院备案。

    这些制度上的进步不断提醒着社会,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态度亟待转变。

    “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公、检、法工作人员不把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当成病人,而是风险防范的对象,认为就应该在陕院里关一辈子,但精神病人的精神活动和病情不见得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他们因为受精神疾病的影响而和别人发冲突,危害他人和社会,但症状消失、病情好转后,他们也有着普通人的思维和感受,需要被帮助并被社会接纳。”胡纪念认为,强制治疗的最终目的在于让精神病人重返机会,这需要社会改变对精神病的认识。

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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