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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构建预防精神病人犯罪机制

来源:未知 作者:凤凰周刊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9-02
摘要:2017年“世界卫生日”,国家卫计委官员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540万例。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约占在册患者总数的3/4。 虽然精神病人属于

    2017年“世界卫生日”,国家卫计委官员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540万例。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约占在册患者总数的3/4。

    虽然精神病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且绝大部分不会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但近年来,几起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案件经由媒体曝光后,仍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关注。甚至有人对公共安全表示出了担心。

    实际上,自《精神卫生法>于2013年正式实施以来,国家卫计委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已经逐步建市了重症精神病人的管理系统。包括将重症精神病人纳入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信息系统,对患有精神分裂症等6种重症精神疾病的患者进行重点管理,南政府开展患者信息登记、救治救助、随访管理等服务。

    按照国际社会的设计,精神病人理想的治疗方案是:病情如果严重,短期内需要住院。但最终,还是要帮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早在l98l年就提出了“以社区为基地的康复”方针。

    近年来,在做好精神病患者管控、建立预防精神病人犯罪机制等方面,内地有关部门的工作一直在提速。目前,在一些地方,精神病人已经可以享受到较好的精神卫生资源。例如北京市率先在全国实现了门诊精神病患者免费服药,投入了巨大人力和财力。北京在社区康复上也有试点。在北京海淀区田村路社区,精神康复科心理治疗师张冲不仅给病人发放药物,随访病情,还会组织康复活动。

    虽然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人得到了良好救治、看护,犯罪几率大大降低,不过,若要更好地帮助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扭转人们对这个群体的认识误区,仍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遏制精神病人的痛苦传递链

    2017年2月23日下午,在闹市街头,62岁的白士高突然持刀,在家门口砍死一对母女。然后,这位平日喜欢穿着花衣的老汉服毒自杀了。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白士高21年前已经犯下一起重大命案。在黄土高坡的自家窑洞里,他手刃妻女,杀死自己一家五口不过,因为疑为精神病人,他未曾获罪入狱,但此后,他也未曾得到医治。

    在白士高兄弟白士阳的回忆里,白士高的精神问题经历变故要追溯到1994年。那年因为村里修路的问题,白士高与邻居发生冲突,他在看守所里被关押约半个月。放出来以后,白士高的脾气大变。

    杀害家人前,白士高的精神异样已经为村里人注意:他毫无道理地锄掉了家里种的庄稼,还每天没由头的反复将水挑上山坡,再倒至山下的公路上,一天无厘头地跑上几十趟。

    根据家人的转述,案发当天晚上,白士高出现幻觉,觉得有人要谋害自己,带着刀斧要出门。妻子和孩子试图拦住他。混乱中,白士高失手杀死女儿。随后,白将怒火发泄到妻子身上,将她杀死。

    之后,白士高无意再活,他杀死剩下的三个儿女,然后自膝盖以下,剁掉双腿。但他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捡回了命,后来装了义肢。也许由于精神异样的问题明显,家人称,公安在医院问话后,此事即收尾。

    事实上,在警方和法院公布的很多案件里,精神病人犯下的命案最先指向的常常是家人。仅以近期披露的案件为例:

    2017年2月19日,江苏省连云港发生一起夫妇被杀死的重大恶性案件。警方后来通报称,经侦查,凶手是两位受害人40多岁的儿子,有精神病史。

    2016年9月13日,新疆昌吉市的犯罪嫌疑人张某认为有人要加害自己,举家迁往关系甚好的姐姐家居住。结果,张某认为姐姐要谋害其全家,持铁锨将其杀害。后经精神病司法鉴定,张某某患有偏执型精神障碍,刑事责任能力为限定(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法庭上,张某表现非常后悔。

    然而,白士高炮制的血案,要比伤害家人走得更远。

    当年杀害家人后,白士高未被关押也未被收治。根据其亲人的描述,白士高没有接受精神病司法鉴定。出院以后,白士高在他的姐姐白学梅和姐夫田增元居住的村庄住过半年多,因与村民发生纠纷,又回到了本村。

    同住在一个村庄的弟弟白士阳回忆,白士高随后放火烧掉了自家窑洞,离开了村庄,与兄弟姐妹再无联系。

    白士高搬进县城,做生意,过上几乎离群索居的生活。亲人们后来普遍与白士高没有往来,偶尔遭遇就是冲突。姐姐白学梅和姐夫田增元曾在镇上和县城偶遇他,都曾被白士高殴打过。    

    白士高孤僻,行事“霸道”,趋于极端,与街坊邻里冲突不断,《凤凰周刊》采访到的邻居对他无一有好感。广为人知的是,白士高曾在跟了邻居争吵后,录下特别难听的脏话,天天放喇叭,夜里还长时间敲打脸盆,整个社区的人不堪其扰。

    绥德精神康复医院院长钟乐此前曾听说过白士高的事例,根据l5年来的从业经验,她猜测,白士高很可能罹患精神分裂症,此次再度案发时,可能出现了被谋害的幻觉,这是精神分裂症典型的阳性症状。

    不幸的是,和很多精神病人一样,白士高很可能缺乏对自己病情的认知,而21年来,他与至亲断绝往来,也未曾得到家人的有效监护。杀死妻女的21年后,他再度用刀夺走一对无辜母女的性命。   

    血案引发舆论反思。过去,由于经济水平、医疗水平以及配套设施有限,一些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曾经游离于管控体系之外。不但病人承受了很大的痛苦,病情得不到控制,还给社会安全造成了隐患,令公众对该群体产生隔阂和误解。

    其实,精神病患者本身也是疾病的受害者,他们常以同样悲惨的面目出现。一旦疾病彻底控制他们的大脑,最先遭到这些失去理智的病人毒手的,往往是家人。很多人在犯案时处于发病状态,待清醒后得知自己的行为往往不敢相信、后悔不已,有的甚至自杀谢罪。

    所幸这一问题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针对重症精神病人的管控、治疗水平已经获得了大大提高,人们的认识也在逐步改变。

    目前,在大城市和相对发达地区,预防精神病人犯罪的机制已经逐步建立,但是在一些贫困地区,仍有少量重症精神病患者同时也是贫困人口,受文化程度较低、治疗经费不足、家庭和社会支持缺乏等原因影响,还未能得到有效管控,而这也是内地相关工作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基层精神病管控机构普及速度加快

    重症精神病人肇事乃至犯下命案的背后,通常都有一些共同点:重症精神病人未得到及时的治疗。患者在家庭中,往往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被有效监护,而社区和政府也  未能及时介入,从而令公共安全“失守”。

    中国的精神医疗资源极为缺乏。根据国家卫计委2017年发布的最新数据,尽管从2013年实施《精神卫生法》以后,近年来有所增长,但迄今,平均每10万人口仍只有1.8名精神科医师,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15名。

    尤其是,中国的精神医疗资源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通常是:越贫困,越匮乏。这直接导致大量精神病人肇事的极端案件发生在如陕西绥德、贵州镇宁这样的贫困落后地区。

    在2015年年末于博傲举办的首届中国精神卫生高峰论坛上,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赵靖平曾公开指出,中国2/3的县没有精神卫生机构,农村在精神卫生这一块仍处于缺医少药的困境。

    绥德精神康复医院的住院区是一幢被围墙和铁栅栏封闭的两层红砖老楼,这里住着50多个病人。医务人员掏出钥匙,铁门拉开,院内空气里混杂着一股尿臊味,站立的十余位病人,齐刷刷投来目光。

    这里长期是绥德县,也是榆林市南部六县唯一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榆林“南六县”包括绥德、米脂、佳县、子洲、五堡、清涧,全都是国家级贫困县,2015年,“南六县”的财政收入加起来才4亿多元,仅占榆林全市的1.6%。

    如果不是附近的米脂县刚兴建了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这家外观略显颓败的民营小医院近年来需要挑起周边6个县市城乡各地的精神疾病住院治疗的大梁。

    绥德精神康复医院的墙上贴着员工的照片,全部加起来35人,但钟乐透露,精神科医生紧缺,包括她在内,医生实际才只有5人。

    《榆林日报》2015年9月曾报道,绥德精神康复医院受县卫生局委托,全面启动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防治工作。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被纳入管理的重症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等6种。

    从2015年的重症精神病人筛查到2017年的再评估,绥德精神康复医院充当了县里调查的主力。调查分成几个队伍走访,由于人手少,每次钟乐都要亲自带队,下乡到各个村里跑,问诊精神病人。

    走访的过程和结果都不容乐观。有的乡镇面积小,钟乐带一队,一天能走完。但面积大、交通不便且居民分散的乡镇要困难得多。一个镇子比如25个在册的病人,实际能找8个人就不错了。

    绥德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陡坡与黄土地,将各个村落远远地割离开来。一些村子距离外面的世界遥远,有人一生都未能走出山村,外来人走走访这些地方后感叹,生存这里就像是被老天抛弃。

    “有时候在山里走访,只能走路,事前联系不上,结果爬完两座山,发现人不在家。”钟乐说,理论上,她当然希望镇上最好能把在册的重症精神病人集中,挨个问查,但实际工作难以做到。

    2015年的那次筛查用了两个月才走访完,但只是争取覆盖到各乡镇,具体的病人难以全部接触到。

    没有哪种疾病像精神病一样,给病人及其家庭带来如此沉重的羞耻感。很多精神病人家庭觉得是家里人中了邪,不光彩。钟乐走访村庄时,很多村民找各种借口,拒绝医生过去问诊。

    “一些农村家庭不重视,也不觉得这是病,需要治疗。”钟乐说,精神科医生主要通过谈话观察,问诊病人,这种看病的方式也遭到质疑:真要检查,怎么不带医疗设备过来?

     不理解和歧视也来自整个社会。钟乐虚妄扩建该院的院区,去申请投标时,选择以康复中心的名义,壁毯“精神病院”。小县城的人听到她的工作身份,常充满狐疑,怎么会跟疯子打交道?

     对于绥德县城白士高所在社区的很多居民来说,人们难以理解,白士高为何可能患有精神病,也不知道精神病还有“间歇性发作”一说,有的精神病会表现出有时狂躁有时抑郁,至于在北上广等地关心的,儿童患有精神病、抑郁症等事情,更是闻所未闻。

     近年来,建立在基层的精神病患者治疗、管控机构一直在加速普及中,然而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公众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误解、歧视也不容忽视,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努力消除。

将精神病人暴力犯罪苗头消灭在“摇篮”

     每当未被纳入治疗和管理的精神病人肇事,就有声音出来指责精神病人是社会的“定时炸弹”。实际上,只要相关防御机制完善、能够及时将暴力犯罪的苗头扑灭,大部分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精神卫生法》规定,若患者存在严重精神障碍,转入居家管理,应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其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康复训练。

      国家卫计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曾指出,全国已有近1/3的省份出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专项政策。北京市、长沙市实现了门诊患者免费服药,四川队门诊患者实行定额支付且不设起付线,江西和云南队贫困家庭患者实行免费救治,湖南省将重性精神疾病救治救助工程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北京田村路社区精神康复科治疗师张冲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像北京,地方上对精神病人的管理严格。他们社区会定期随访重症精神病人的情况,了解去向。

      2013年,北京朝阳大悦城、马连道家乐福等地,先后接连发生精神病人持刀致死致伤他人案件,舆论关注强烈。接近北京卫计委的人士称,在这之后,北京的精神病人管理更加严格,也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凤凰周刊》记者查询发现,中国在册精神病人的统计数字在逐年增长。自建立上述系统后,中国重症精神病人的统计数字于2015年第一次向外披露。当时称,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例。2016年发布的统计称,截至2015年底,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510万人。

      在北京等地,精神病人现可以享受到较好的精神卫生资源。北京市率先在全国实现了门诊精神患者免费服药,投入了巨大人力和财力。此外,尽管阻力重重,北京在社区康复上也有试点。在北京海淀区田村路社区,精神康复科心理治疗师张冲不仅被病人发放药物,随访病情,还会组织康复活动。

      未来,精神病人管控工作的重点,是上述文章所提及的欠发达地区。另外,预防精神病人犯罪机制、精神病司法鉴定、以及强制医疗如何做到更好地配合与对接,也是内地面临的重要任务。

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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