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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追讨50人新名单出台背后

来源:未知 作者:凤凰周刊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9-12
摘要:“百名红通”人员过半已经归案,新增追逃名单内含多位党政高官,高压之下,外逃人数逐年下降,中共海外追逃, 开啃“硬骨头” 2018年盛夏,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场急雨之后,天

   “百名红通”人员过半已经归案,新增追逃名单内含多位党政高官,高压之下,外逃人数逐年下降,中共海外追逃,

开啃“硬骨头”

  2018年盛夏,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场急雨之后,天气凉快了许多。一架从美国飞来的飞机停稳后,手戴手铐、穿着写有“TEXAS——UNITEDSTATES”字样蓝色套头杉的男子被两名公安架着走下飞机。他们随后走进二号航站楼一个休息室,那里已经有众多民警和媒体在等待。

男子从警方手里接过一张泛旧的逮捕证,逮捕证的签发单位是广东省开平市公安局,签发时间是2001年10月30日。戴眼镜的男子百感交集,他附身在逮捕证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许超凡。

    房间里随之响起一片“咔擦咔擦”的相机快门声,记者们争相记录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这一刻,已经迟到了17年。

许超凡,57岁,原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行长,涉嫌贪污、挪用中国银行资金4.85亿美元,于2001年外逃美国。国际刑警组织随后发布红色通缉令。

    虽然不是此前备受关注的百名红通令人员,但因为许超凡案的涉案金额在案发时,是建国以来银行领域最大的案件,所以一直位于中国最受关注的追逃赃案件之列。许超凡被美国警察抓获后,拒绝被遣返,一直在美国监狱服刑。

    2014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表示:“不能让国外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自此,中国加大了海外追逃追脏的力度,一些陈年旧案再次回到聚光灯下。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领导下,中央追逃办统筹各方力量,许超凡案被确定为中美两国重点追赃案件,许超凡案这块“硬骨头”终于被一点点啃下。在中美执法合作强大压力和政策的感召下,许超凡最终接受遣返安排。办案机关和中国银行也陆续追回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涉案款。

    最近五年,中国在跨国追逃追赃领域态度高调、动作频频。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人员的红色通缉令。一百名海外在逃人员详细信息大曝光。

    2018年6月6日,中央追逃办再发50名外逃人员线索。这50人中,有32人仍是百名红通令中的人员,其余18是新面孔。这些新面孔中,有的甚至是在中国高调掀起海外追逃行动后,顶风作案,出逃海外的。

    另外,在涉案原因方面,与以往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不同,新出现的18人中,涉嫌新金融犯罪的也进入了追逃视野。

“百名红通”人员超半数已归案

    2014年10月10日,中纪委副书记、监检部部长黄树贤以“中央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身份亮相。这个以海外追逃追赃为主要工作的最新部门,由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单位负责人士组成。

两个月后,中纪委首次在官方网站开通反腐败国际追赃追逃专栏,接受海内外对追赃追逃线索的举报。对开通专栏接受海内外外逃贪官线索的作用,2017年6月29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称,“专栏开通以来收到了大量来自海内外的信访举报,我们组织专人,按照程序极时处理每一件信访举报,并依法保护举报人权利。”

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说,自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专栏接受海内外举报以来,截止2017年6月,已收到百名红通人员中的60多人的线索,“很多线索具有很高的可查性,对深入开展追逃追赃工作意义重大。如在孙新、郭廖武、赵汝恒等‘百名红通人员’案件中,相关举报线索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年4月22日,中国集中公开了通过国际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曝光100名涉嫌贪腐的外逃人员。中央追逃办办公室墙壁上,悬挂起100人的头像,一有人被遣送或者缉捕归案后,工作人员就会在当事人的头像上盖上一枚“ARRESTED”的大红印章。

百名红通令公布仅3天后,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部总经理戴学民便应声落网。戴学民涉嫌贪污1100万元,于2001年8月潜逃英国。一直以来办案机关都以为他潜参藏在英国,红通令公布之后,上海边检总站发现一名英籍男子涉嫌变换身份回国,最后办案人员在安徽合肥市将戴学民抓捕归案。戴学民的落网也拉开了百名红通人物陆续归案的大幕。

    在已归案的53名外逃人员中,像戴学民一样变换身份悄悄回国的还有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原干部周骥阳。周于2008年逃往香港,一直潜藏在各地建筑工地上打工。2017年12月,周骥阳在大连被抓获归案。

与这些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不同,更多红通人员的归案依靠劝返、遣返、异地追诉、引渡等多种举措,劝返又是成功率较高的一种。

如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原工作人员朱振宇、吉林通化金马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董事长闫永明、北京梨园汽车驾驶学校原校长刘常凯,还有备受关注的百名红通头号嫌犯、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都是在亲朋和工作人员持续劝说下,最终放弃四处躲躲藏藏的流亡生涯,回到国内。甚至,还有被归国的红通人员主动“现身说法”,规劝与他们有交往的其他红通人士回国受审。

    2017年4月,中央追逃办再次公布了22名原百名红通人员的行踪线索,其中但有同为江办江阴人的任标和徐雪伟,两人均因涉嫌经济犯罪后出逃海外。自己的信息被曝光后,在追逃人员不远万里亲自说服的情况下,自感外逃终究不是长久之坟的任标选择投案自首。任标归案后,劝说老乡徐雪伟回心转意。徐雪伟接受任标劝说,回到国内。

    与任标、徐雪伟情况类似,原唐山豪门集团北京办事处会计黄红(又名黄利)与该公司董事长贺业军因经济犯罪,在1998、1999年相继逃亡美国佛罗里达州。在多方力量共同作用下,黄红于2017年被劝返回国,但与其同案的贺业军仍滞留佛州不归。

    每一个红通人员的归案背后,都有一段曲折的故事。据统计,截止2018年4月底,通过“天网行动”,中国已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超过40000名,追回赃款近百亿元。

原快鹿董事长施建祥进入中央追逃办视线

    2018年6月6日,中央追逃办发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公告》,曝光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型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这是中央追逃办第二次以公告的形式集中发布针对外逃人员的有关线索。根据公开信息,本刊记者经梳理发现,这50名外逃人员信息,有32人仍是2015年4月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他们疑似居住地址等个人信息也并无大变化。

    这50人中,24人逃往美国,11人逃往加拿大,6人逃往新西兰,3人逃往新加坡、英国、泰国和越南各1人。不难看出,美加两国仍为外逃人员的热门目的地。名单中的人员信息,大都有较为详细的疑似居住地址,但是仍有10人只知所在国等模糊信息,这对案件突破来说无疑面临较大困难。

    这50人中,年龄最大的为天津技术产业园区规划处原处长虞泰年,2007年,虞因涉嫌贪污罪逃亡新加坡,今年已是79岁高龄。年龄最小的是原北京市通州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勖,刘勖涉嫌贪污70万社会保障金,于2013年逃往美国德克萨斯州,时年29岁。

行政级别最高的当属广东省国资委原主任刘富才,正厅级。据公开资料,广东省属大型国企广东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广晟公司)早年投资澳洲项目,刘富才父子曾为这笔投资“牵线搭桥”,结果造成多达百亿元的国资损失。2014年4月,刘富才前往澳洲后滞留不归。

    身份最特殊的人员仍是程慕阳。这位前河北省委书记之子目前活动于加拿大,仍从事房里产开发行业,至今已逃亡长达18年。程慕阳被指多项经济犯罪,其中包括将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的巨额赃款据为己有。

    新增的18人中,有4位是在中央追逃办公布百名红通人员期间或者之后逃亡的,其中3人是位高权重的党政官员。这4人是:原宁夏自治区经信委党组书记戎生灵、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郑东强,湖南长沙市建委原副主任彭旭峰,以及快鹿集团原董事长施建祥。

曾被称为“上海首善”的施建祥,涉嫌编织了一个庞大的互联网金融网络,众多官员和明星曾为其站台。根据公开消息指,2017年4月,快鹿集团旗下众多互金平台遭遇兑付危机,涉及7万多债权人的130亿元资金。眼见况付无望,施建祥于云年6月逃往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内地发展得如火如茶,但因为管理不监督不善,众多互金平台纷纷爆雷,平台幕后控制人卷钱跑路,坑害众多投资者。施建祥也成为涉嫌此类新型金融犯罪而被中央追逃办盯上的第一人。

    中央追逃办的公告发布仅11天后,50人名单中的一位但被缉捕归案。6月18日,无锡、滨湖两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公安部门密切配合,将潜逃新加坡的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原法务部总监王颀缉捕归案。(未完)

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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