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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重构社会主义

来源:未知 作者:凤凰周刊 发布时间:2018-01-02
摘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目标。单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以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就...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目标。单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以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就涉及500多条改革措施。这是为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所做的谋划,是长期、长远的规划。

    在过去五年的改革基础上,201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进行的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现代性进行了重新界定。

“政治年”的“破而立”

     政治方面,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可称之为“政治年”,也是一个“破而立”的过程。

     “破”主要体现在反腐败上,“苍蝇”、“老虎”一起打。最重要的是把团团伙伙给打下来。从政治学来说,“团团伙伙”就是“政治寡头”。如果不把寡头政治打掉。中国未来会怎么样?至少给党的整体造成很大的破坏。清理政治寡头,对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立”的方面也不少。首先是改变了高层的权利机制运行。十八大后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4个领导小组,以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和以往的领导小组不一样。一些外界评价说这是搞集权,但他们没看到,这背后实际是为了改变权力的运作方式。以前的领导小组都是在台下运行,谁是组长、谁是副组长,以及他们的分工,外界都不知道。现在4个领导小组都是公开、透明的,每次开会做了什么也都有相关报道。这样一来协调性变好了,能防止“高层分封制”、寡头的出现。

     从官方媒体对十九大的后续报道中,我们也能了解到中共在挑选领导人机制上发生的变化。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选拔程序有别于以往所谓的“党内民主”,更重于考察,选举出了大家较为认可、专业能力较强的人,讲求专业主义。

     更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在地方试点,并将在2018年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这意味着中国从以前的党政两权变为“内部三权”——决策、执行和监察。共产党的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以及人大、政协都是政治过程中行使决策权的主体。国务院负责行使执行权。国家监察委员会则行使监察权。

     与西方“制衡制度”下的三权有所不同,中国的“三权”是“内部三权”,一分为三。这是对整个政治制度的重建,通过制度创新,把中国的传统连起来。以前一直是王权,一个人、一个家庭,现在则是党权,是集体的权力,但是这个集体的权力分成三块。

     “内部三权”的确立对中共今后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五年来,随着决策权越来越集中,检察权也通过反腐败获得提升,把原来的行政权、如今的执行权夹在中间,较难作为了。这三权之间未来会形成怎样的关系?目前来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运作。但大趋势、大的制度框架已经形成了。监察委独立出来平行于国务院,就是制度创新。

     但制度改进是永远的事情。即便有了国家监察委,腐败现象也仍然会存在,只是说反腐败的机制更有效了。监察委成立以后,它具体的运作细节是怎样的?监察委与全国人大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谁来监察国家监察委?这些还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来完善。

     十九大发出的另一个明确信号是,“以党领政”体制的形成。上世纪80年代起讲“党政分开”,但党政怎么分开呢?十九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里,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等政治原则写入党章。我将其称之为“以党领政”,既有分工,又体现党的领导。

经济领域实现平稳下行

     五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股票、房地产市场等同样发生了很多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还是很大。大家意识到,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维持两位数增长,无论国际国内环境都不允许。但下行最害怕的是“陡下行”。中国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实现了平稳下行,还巩固了经济增长维持在6.5%至7%之间的区位。 

     从经济体制上说,变化的方向不一定所有人都赞同。譬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变化。国企改革强调党的领导,如果按照自由主义的看法,可能认为这是倒退,而要求党与政经分开。但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进步——因为其清晰界定了党和经济的关系。承认党是一个利益相关者,从法理看一方面确立了它的位置,另一方面确立了它的责任、权力是什么,有利于以后的改革。

     像农村改革一样,以前认为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是好事情。但党支部的位置怎么摆?不考虑党支部,改革怎么走下去?所以后来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又譬如讲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企业做大后和政府、党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中国执政党只有一个,那它就是一个利益相关者,一切相关性的事务都得给它一个位置。这才能有利于制度化,也有利于以后的改革,不能光靠意识形态来看问题。

     经济上的另一个亮点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下称“双创”)。十八大以来,与政府、国家相关的部分经济领域受到政治改革的影响,像房地产、国有企业的影响都很明显。但中国经济为什么实现平稳下行?这是因为和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经济领域通过“双创”实现了大发展。重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过去几年,重庆在政治方面遭受到了很大困难,“薄熙来事件”后从未间断,但重庆的经济增长整体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经济变动是很复杂的过程,必须实事求是地看。

     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从经济上看,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平均每年6.5%的增长,每年减少1000万贫困人口。当然结构性调整还是得继续,现在也在进行中,逐渐朝着内需社会、消费社会转变。

     我相信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但关键是要保持发展的势头。只要不发生颠覆性错误,没出现外部环境较大影响,基本上还是一个平稳的发展过程。不仅仅是今后五年,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05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共重新界定自身现代性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了30多次“新时代”。这是指当前朝着第一个百年目标冲刺,以及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转换的阶段,讲的是“两个一百年”之间的关系。但要注意的是,两个基本判断——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变化。

     报告中最好的表述是强调了“社会主义”目标。从很多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忘掉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但是公平的目标被忘掉了,变成了“GDP主义”。收入分配差距那么大,住房分配那么不公平,很多社会领域遭到破坏,这是说不过去的。欧美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是由于社会不公平而造成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社会主义理解成像欧洲一样的福利社会。今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要重新建立。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去追求社会主义?已经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也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界定。邓小平那时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主要强调经济面,解决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普遍贫穷问题、经济发展低下的问题。现在的表述是综合性的,十九大已经在重构社会主义。

     总体来说,中共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不光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使命性的政党。这个使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个国家。

     所谓的“使命性”,就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使命。毛泽东那时候的使命是建立这个国家,邓小平则是要改变平均社会主义,现在的使命是十九大定下的目标。每个阶段,中共都要界定它的使命。这个使命既是对整个国家的目标、社会目标,也是合法性的主要根源。

     中共和西方政党不一样,西方政党的合法性就是选票。但选票往往不够宏观,没有格局,只关注于眼下非常地方性的事情。中共的使命感体现在有没有实现老百姓做出的承诺。如果么有使命感,就会失去方向。正因为这种使命,使得中共“自我革命”。为什么它现在能这么自信?是因为在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遭受政党危机的情况下,中共没有遭受政党危机。

     从政党和组织的角度来说,中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党了。每个国家执政都需要有个主体,而共产党就是中国的主体。这个主体经过十八大到现在确立了“内部三权”等制度,都和这个主体有关系。 

     从江泽民开始,到胡锦涛执政后期特别明显,中共提出要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要走向执政党的方向。但什么是执政党呢?过去几年中国强调治理,是其中一个方面。

     十九大明确了中共要进一步通过自我革命来更新这个党,不仅仅要有使命,还要改革制度,强调现代性。什么是现代性?如果执政党仅仅提到“与时俱进”,就会遇到十八大以前遇到的问题——商业化。过去一些利益集团所展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作风问题,都是商业社会现代性的表现。如果执政党接受这样的现代性,这个执政党就完蛋了。商业现代性不仅不能要,而且要尽可能避免,所以执政党需要重新界定现代性。只有将执政党的现代性界定好,才能再这个基础上去追求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从而去追求体制的现代化。

未来五年应致力于制度建设

     今后五年,中国的主要任务还是制度建设,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政治制度的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改革方案。虽然没提政治改革,但实质上,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改革方案。法治是中国现阶段制度建设的核心。而十九大上也成立了依法治国领导小组。

     同时,“内部三权”、“以党领政”等方面的细节也要到位。中国内部面临着体制重建,也就必定面临要“啃硬骨头”的挑战。过去五年的反腐败工作,对中共来说毫无疑问是伤筋动骨。每打一只“大老虎”,就是一场“大的战役”。哪怕是“小苍蝇”,所涉及的利益也盘根错节,很不容易。

     经济制度的重建也是一样,都会涉及到既得利益。西方的民主,只是通过民主的机制把既得利益合法化了,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搞民粹主义了。中国共产党能搞民粹主义吗?搞民粹主义只会反自己。所以只能通过“自我革命”。

     中国还会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挑战,会遇到金融经济、房地产经济过热的问题。我甚至认为,互联网虚拟经济也是过热。现在中国内地人均GDP只有9000美元。如果要达到如今台湾社会的水平,人均GDP要达到2.3万美元。这通过虚拟泡沫无法制造出来。那么,实体经济需要怎么发展?城市化需要怎么发展?城市化过程中,房地产怎么处理?这都不是容易的问题。

     国际经济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经济至今没有走出阵痛,美国、欧洲的经济结构调整着怎么样?现在出现的许多政治社会问题,都是经济发展引起的反应。尽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风险,但我们仍决心要走出去。现在中国越来越大,虽然可以自己创造机会,但外面对中国也越来越警觉了。中国实力越来越强,在国际上要做领头羊,引领区域化、全球化,但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意志和能力吗?这些东西都需要大的考量。

对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来说,未来五年是冲刺阶段,同时也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转换阶段。既要平稳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也不能把所有能量用完,因为接下来还有第二个百年目标等待着。要考虑到中国实行的是中央机制,全都动员起来的话,接下来的建设就会感觉到很紧张。冲刺的过程也是转换的过程,做好协调性很重要。

     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如果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以实现,将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届时中国的人均GDP以及贫困人口数据都将得到大幅度改善。国际上,如果美国经济得不到复苏,而中国经济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越来越近接近美国。中国的影响会得到实际性的加强,这至少会给中国带来倡议权,甚至是给予中国领导权。但是中国要当怎样的领导?领导方式会是怎样呢?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

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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