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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改革:大陆体育改革新样本

来源:2015年第30期周刊 作者:凤凰周刊 人气: 发布时间:2015-11-06
摘要:这是中国足球改革启动后,中国男足战绩第一次遇挫。 10月9日,中国男足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0:1不敌卡塔尔队,在赛程过半的情况下落后对手5个积分,直接丧失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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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足球改革启动后,中国男足战绩第一次遇挫。

10月9日,中国男足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0:1不敌卡塔尔队,在赛程过半的情况下落后对手5个积分,直接丧失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在2002年之后的三次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队皆兵败垂成,甚至没有一次打进过最后阶段的亚洲区十强赛。

两天之后,再次被国足糟糕战绩推至风口浪尖的中国足协发布世预赛半程总结,感谢球迷,呼吁力挺主教练佩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总结完全由中国足协做出,历来与中国足协同时出现的中国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已经不见踪影。今年8月,中国足协正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此次世界杯预选赛也是中国足协第一次以“纯粹”的社会组织身份参与管理的赛事,虽然国足成绩仍不见起色,但中国足球的“去行政化”“市场化”改革之路仍受普遍期待。

最高层强力推动

中国足球本次改革始于2015年8月17日中午12点45分,中国足协所有的工作人员走进国家体育总局办公楼参加会议,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以体育总局员工的身份走入这栋楼——此次会议正式宣布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虽然目前相关改革的细节仍在进行中,但足球在中国大陆或就此正式与国际接轨,走入纯粹的市场化逻辑,困扰中国足球发展二十几年的行政桎梏开始破裂。

以中央政府最高层自上而下地打破原有行政束缚,是本届政府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条战线上改革的显著特点。此次足球改革中,中国政府高层以深改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名义推动足球改革,让停滞多年的改革重新上路,不仅让中国足球的未来更为可期,也在体坛反腐的大背景之下,为其他运动项目的后续改革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早在2009年,中国政府就专门成立了足球改革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亲自负责,展开了长时间的大规模调研,为深化足球改革做准备。

但中国足球真正全面意义上的复苏,应是2013年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之后。《凤凰周刊》记者从大陆多位足坛元老处获悉,习近平在各种场合遇到足球界人士,都会提出改革的期望与勉励。此后,沉寂十年的中国足球也逐渐让世人看到希望——国足在东亚杯、亚洲杯上接连表现优异、恒大队等俱乐部在亚洲赛事上成绩显著,观众也逐渐被高水平比赛吸引回看台。改革足球、发展足球渐渐成为全民的共识。

2013年两会期间,适逢中国国家队亚洲杯外围赛,在中国绝杀伊拉克队后第二天的政协分组会议上,身为政协委员的广州恒大、山东鲁能、北京国安和贵州人和四支中超强队的老板均请假未出现。《凤凰周刊》记者现场获悉,这四人很有可能是去参加一个有关足球的临时会议。

在全面调研两年之后,足球改革开始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5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这是羊年习近平出席并主持的第一个会议。会议强调,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的体制保障。

方案提出了四点改革措施:尊重足球规律;抓好群众基础;贯通足球发展机制;进行体制探索。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这些内容曾被媒体及足球从业人员反复提及,这是第一次经最高层批示。有大陆媒体评论称,习近平亲自参加此次会议,为中国足球改革注入了“最强执行力”。

以“去行政化”为主要目标的改革也让市场对足球信心大振,9月25日,中超联赛电视转播版权以5年80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花落体奥动力(北京)体育传播有限公司。巨额的版权费用为未来中超各支球队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消息一出,已有不少球队表示将用版权分红来支持球队青训的发展。

早在今年年初,有日媒援引英国的调查结果称,“中国民间隐藏着7000个梅西”,此次以扩大足球人口为抓手的改革很可能激发出中国的人才潜能,巨额资金的涌入更是为此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与此同时,巨额版权费用也为其他领域的体育改革提供了强大激励。中国篮协竞赛部部长张雄表示,“CBA未来的版权模式也会改变,收入也会比原来高”。在打破了行政桎梏,确立了市场为决定性力量之后,中国体育的改革或就此借由足球改革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行政力,去行政化

2015年8月17日,《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备受瞩目的是,方案提出中国足协正式与体育总局脱钩,作为原中国足球最高行政单位的足球管理中心就此走入历史。广州作为目前中国五个足球试点城市之一,于9月1日率先出台了第一个地方足球协会改革方案。

中国足协的改革也正在积极推动中。此次改革后的中国足协,即与行政管理脱钩,成为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又是根据法律授权的政府委托管理全国足球事务、具有公共职能的自律机构,承担了体育部门领域的管理责任。

换句话说,在足管中心与足协长期“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情况下,足协与足管中心的脱钩,让其未来运转的逻辑,更多的向市场逻辑靠拢,而非原先的行政逻辑。足协的改革可称是体育系统的“简政放权”。也为未来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已经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运动项目提供了改革样本。

改革后的中国足协,面临去行政化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人事问题。此次改革后,国家体育总局将撤销足球管理中心,并按规定撤销相关事业编制。足球中心原4人的领导班子作为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进入到中国足协工作,免去事业单位职务和级别,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在《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公布后,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表示,未来仍会坚持竞选中国足协主席。但是按照改革计划,蔡振华若当选下一届新足协的主席,或将就此放弃目前副部级的干部身份。而原足管中心的主任张剑及另外三位副主任,已经不再具有行政级别,而是转到了中国足球秘书处工作,原中国足协秘书处的官员,行政级别也全部冻结封存。

行政级别的冻结有助于打通阻碍中国足球发展的行政性桎梏。2004年中超联赛第14轮,在主裁判周伟新屡次误判之后,北京国安队宣布罢赛,此后大连实德、深圳健力宝等七支球队结成联盟,向中国足协“逼宫”,提出“行政退出、资本决定、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和公司化经营”的要求。在与足协的谈判中,北京国安队老总、拥有中信集团副部级干部身份的罗宁曾坐在足协主席的座位上怒斥足协领导:“我比你还要大半级,你不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在这场十年前被称为“G7”的足球革命当中,俱乐部方就提出了建立资本主导的公司化中超运营方案,行政自我监督、自我主导、自负盈亏和自主经营的职业体系。这种以“去行政化”为代表的改革方向既与国际足球强国主流联赛接轨,也与目前提出的足球整体改革方案不谋而合。

事后据当事人回忆,这场十年前以“去行政化”为目的革命最终被“和谐”的原因还是行政力量。2014年10月,北京市政府、国家体育总局、辽宁体育局、深圳体育局等相关机构先后约谈了北京国安、大连实德、辽足和深圳健力宝等俱乐部,“革命”联盟被逐渐瓦解。事实证明,单纯以市场主体或底层俱乐部的“反抗”,抵不过行政监管的垄断。换句话说,在现行的行政体系内,若无高层定调并强力贯彻,做出以行政力“去行政化”的最终举措,行政化体制仍不知道要多久才被甩掉。

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与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座谈时,特别提到三大球运动,并对在场的新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说:“你现在挂帅足协,我们拭目以待。”而在一个月前刚刚当选足协主席的蔡振华,也体会到了足球改革的艰难,称中国足球的发展需要决心、信心、恒心。自己在这时主管足球,“可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语中还有些犹豫和疑虑。但短短一年半后,蔡振华对媒体表示,即使有可能失去副部级头衔,也要坚持参选足协主席,“对中国足球充满信心。”

浪潮已起,风还会继续吹。

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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