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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松:意外的国家赔偿路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凤凰周刊 人气: 发布时间:2015-11-02
摘要:王元松:意外的国家赔偿路 王元松向最高法院申请国家赔偿的案例,对推进大陆司法改革、解决立案难。具有里程碑意义;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称,要积极推进立案制度改草,变立案审查


[王元松:意外的国家赔偿路]

王元松向最高法院申请国家赔偿的案例,对推进大陆司法改革、解决立案难。具有里程碑意义”;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称,要积极推进立案制度改草,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育诉必理,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

王元松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在无意间成为了一只推动中国大陆法治建设的‘小蝴蝶”。

春节假期结束后上班第二天,2月26日下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来到位于北京南四环红寺村的最高法院立案庭进行现场办公,他要求法院工作人员从解决实际问题人手,不断改进诉讼服务工作,“决不允许对当事人诉求相互推诿,决不允许让群众为立案信访来回奔波”。

周强所指的“实际问题”,包括王元松在春节前到最高法院申请国家赔偿曾一度遭遇的立案难。

2月27日,最高法院新闻局发布消息称:王元松对贵州省高院的国家赔偿决定不服,申请最高法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最高法立案庭按照国家赔偿程序已于2月25日正式受理。此外,最高法监察局正就王元松立案难的过程进行全面调查,将依法依纪处理。

远在贵州六盘水山区家中的王元松,则在2月27日一大早,接到最高法院工作人员的电话,告知他的申请国家赔偿案,已正式立案,案件编号:(2015)法委字第1号。当天下午,最高法院监察局的工作人员也抵达了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

下午3时许,王元松乘坐六枝特区法院的警车,从木岗镇的家里前往城里见最高法院来的人。车窗外的油菜花在太阳照耀下泛着金光,微风轻轻吹过,清香扑鼻。对于这一切,王元松无暇顾及,40公里的路程汽车只需50分钟,但在王元松的内心,这一刻,却整整等待了十年。

从2004年8月涉嫌“故意杀人’被拘,此后被贵州高院判处无期徒刑,直到2014年10月经再审后,他才被释放重新获得自由。但十年冤狱换来贵州高院的国家赔偿决定算下来不到100万元人民币,王元松为此进京向最高法院申请立案,却一度遭遇立案难。

谈话持续到当晚八点半,“最高院的人给我说对不起”,王元松透露。送王元松回家前,六枝法院的司机请他吃了一顿鱼火锅,总共三个人吃不到100元。“在牢里关太久,出来了看见什么都想吃,但是吃不了多少。”2月27日这一天,是王元松的农历生日,没有丰盛的饭菜,也没有庆祝的蛋糕。

艰难的索赔

2014年1明重获自由后,王元松休养了一段时间后,于年底向贵州省高级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索赔300万元。其中包括人身自由赔偿金100万、精神抚慰金80万、医疗费10万、苦难生活补助70万及财产损失40万。

王元松告诉《凤凰周刊》,他在看守所被其他疑犯殴打,当时没有得到治疗。出狱后经过六枝特区医院检查,他患有脑梗塞、高血压、眼睛血管硬化等疾病。此外,当年他在工地上干活的全套设备,因为他被捕而丢失。

2015年1月,六盘水检察院一行人看望王元松,其中的一个检察官,曾经在六枝特区检察院提审过王元松,王元松已经不太认识此人,但记得那个名字,“我给他开玩笑说,全靠你制造这个冤案,才让我坐十多年牢。”王元松说,对方转身不说话,泪光闪闪。

王元松告诉对方:“希望你们以我为鉴,不要再办错案”。

1月28日,贵州高院送达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向王元松支付3729天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根据规定,赔付标准应按2014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将在相关标准公布后15日内以通知书形式确定),另支付占人身自由赔偿金20%的精神损失费,并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但驳回其他赔偿申请。初步核算下来,赔偿金不到100万元。

王元松的代理人、四川蜀辉律师事务所熊百祥律师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的比例太低。按照《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最高比例可达35%。“王元松在人生最黄金时期被错误关押长达10年,与此前赵作海、佘祥林、欧阳佳等冤案的精神损害赔偿相比,王元松获得的赔偿明显偏少。”

其次,针对医疗费,虽然不是直接的刑讯逼供或狱内殴打造成的,但不可否认是因为被错误关押导致的;同时,王元松当初被错误关押后,公安机关对其机器设备没有妥善安排保管导致丢失;此外,王元松受冤坐牢期间,其家庭劳动力减少,经济收入锐减,变得贫困,也应是司法错误带来的物质损害。

与王元松命运几乎相似的,贵州大有人在。,贵州高院数据显示:1995年至2014年全省各级法院共受理国家赔偿案件976件,审结968件,决定赔偿357件,总计支付赔偿金仅为2506万元。

王元松不肯就此妥协,“省高院的人口头告诉我一共赔偿90多万,”他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

由于春节临近,加上经济困难,王元松和律师选择了快递,但快递公司却退回了邮件并答复:最高法院不收特快专递,必须本人去当面递交。考虑到申请截止期限将至,律师希望王元松与他一起立即去北京。

北京,去还是不去?去要花几千元,根本就不是他目前的财力能及;不去,又觉得委屈。面对难题,夫妻两人非常犹豫。最终,妻子罗治细找亲戚借了3000元支持他进京申请立案。临近年关,火车票难订。王元松于月14日晚匆忙赶往安顺黄果树机场。

这是王元松第一次前往北京,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以前在飞机场干过活打过工,但找不到路进入,连登机手续也不会办。”好在临近春节,离京的人多进京的人少,飞机票打折后才600多元,这让王元松心里踏实许多。

2月15日凌晨1点多,下了飞机的王元松经人指点,匆忙赶到北京南四环小红门附近,找个旅馆花100元住了一晚。天亮之后,他即早起到附近的菜场转了转一一他不想因为进京完全耽误过年置办年货,毕竟这是他出狱后第一次和家人_起度过的春节。最后,他按12元—斤买了11斤冰冻带鱼。“这在我们老家很少有卖的,有的话也会很贵,而我家里人爱吃。”

提着11斤冰冻带鱼,王元松与从四川匆匆赶来的熊百祥律师会合,他们一起赶到了位于北京南四环的最高法院立案庭,却被门卫告知应该去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东交民巷。

不得已,王元松和熊百祥打车赶往东交民巷的最高法院本部所在地,但法院门口工作人员坚决不让进,让他们回南四环找信访办。他们只好再度匆匆打车赶回南四环的最高法院申诉立案大厅。

这次进门倒是比较顺利,经过窗口登记手续,一个老法官接待了他们。老法官态度和蔼,但看完材料,还是要求他们回东交民巷那边,直接向国家赔偿委员办公室申请立案。

于是王元松和熊百祥只能无奈地又匆匆打车返回北京市区。每一趟打车,平均车费在40元左右,王元松的心也随着计价器的跳动而跳动,但他只能手里紧紧拽着11斤冰冻带鱼,默不作声。

再次回到东交民巷,进了最高法院传达室,值班武警仍然要求他们回南四环,称所有的立案申诉都在那边,也不肯提供赔偿办的联系方式。

无奈之下,熊百祥只好拨打了最高法院开办的12368热线服务电话。接线员经咨询后告知他们,对贵州高院决定不服的,应该通过原审法院转交。王元松立即打通贵州高院赔偿办法官的电话,并用免提播放给接线员听——贵州高院法官解释称,按照法律规定就是直接向上级法院申请,他们转交反而不合法。

女接线员又建议王元松用特快专递向最高法院递交申请国家赔偿的材料,她表示最高法院确实不直接接受当事人的材料,建议用中国邮政的特快专递试一试,不要用民营快递。

一次次的碰壁与失望之后,王王元松有些 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但又没有任何办法。最终,经《凤凰周刊》编辑出面,北大法学院一位热心教授的协助联系,最高法院赔偿办一名法官出来到传达室见了王元松,该法官很同情王元松的遭遇,“破例”收下他的材料,并让他早点回家,安心过年。

王元松终于可以启程返回贵州与家人过年。他侥幸买到了第二天早晨的火车票,这次他决定不找住宿的地方了,提着11斤的冰冻带鱼,他决定在北京西站候车室熬上一夜,“省下一晚的住宿费,能给家里孩子买套新衣服了。我们贵州过年讲究穿新衣!”一一但春节后王元松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因为借的钱不多,上北京又花了些,最终答应给女儿买的衣服都没有买。”说完,他面露愧疚。

火车转汽车,经过31小时的跋涉,王元松于2月18日凌晨回到家中。回家后他才知道,蒙冤入狱十年间,贵州当地的物流也逐步发达起来,他辛苦从北京背回来的带鱼在老家也有卖,价格也差不多。“那些(北京买的)带鱼后来送给了之前帮忙带孩子的亲戚。”

王元松在北京立案的艰难过程,被《凤凰周刊》编辑详细发在了微信朋友圈,引发社会关注与讨论,最终惊动了最高法院。

周强在春节后上班第二天到最高法院。立案庭现场办公,并讲话指出,要坚持改 革创新,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积极推进立案制度改革,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

法学界一位人士给《凤凰周刊》编辑发来信息,称王元松申请国家赔偿的案例,对推进大陆司法改革、解决立案难“具有里程碑意义”。

没有证据的判决

王元松的家位于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木岗镇把仕村的村口,是一幢大约60平-米混凝土结构的房屋,但10年来一直空闲在公路边一一楼梯尚未封砖,屋顶长满了被晒干的青苔,简陋的厨房是水泥砖临时搭建。

屋里的物件更是屈指可数:一个沙发、几张凳子和一个回风炉,而床、被子以及一台饮水机,都是王元松出狱后亲戚筹钱给他买的。为了吸引女儿回家能待得住,简陋的臣l-室里,小舅子送的一台陈旧的台式奔腾电脑,开机后呼呼作响,显示器上布满灰尘。

10年前,王元松家曾是村里修得比较好的房屋之一,当年的王元松办有打沙厂银行账户上有十多万的存款。

一切的改变从2004年8月13日开始。当年29岁的王元松作为包工头带着工人来到新华 乡牛肉洞村参与修建当地公路的第三天,当地村民徐丙权来到工程队租住屋,交涉被占
土地问题。这是王元松的表哥雷青松承包的工程,表哥在贵阳一家路桥公司上班。

和工人争执过程中,徐丙权摸出藏在腰部的杀猪刀,朝工人金宗光捅过去,金直接倒地,王元松抄起一块木枋上前救人,左肩也被砍了一刃,鲜血直流。徐撒开腿就跑,王元松等人立即追赶。

突然,一名年轻人挡在路前,被人捅了一刀后,掉进路旁的水塘里,死了。这个被杀死的年轻人,是徐丙权的女婿,名叫左青。第一现场的金宗光,当天也因抢救无效死亡。

六盘水素有“江南煤海”之称,是贵州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但是治安事件频发,类似徐丙权一样,轻易出手的人并非个案,一个重要的佐证是:自2007年以来,该市群众安全感连续四年排名全省倒数第一位。另外一个当年与王元松参与修路的高姓包工头,一年后“溺水死亡”,家属至今存疑。

住进医院的王元松被下病危通知书,但是他很快被戴上手铐,警方称他涉嫌杀死左青。同年9月23日,被宣布逮捕。

2005年,在没有物证的指控下,王元松被认定犯有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他提出上诉,被贵州省高级法院驳回。

当时指控书称:“王元松持杀猪刀追徐丙权至牛肉洞村民组麻窝田后面时,徐丙权的女婿左青追上来劝阻,王元松给左青胸部—刀,致左青当场死亡。”

让王元松困惑的是:“我当天在追赶徐丙权时,因受伤只跑出二十多米就蹲在地上,还有工友停下来扶我”。

作证称王元松杀人的,是一起前往打工的陈正华、陈跃华等人。事后两人找到王元松家人,道歉称是被警方带走后遭逼供被迫做的伪证。

王元松的妻子罗治细仅有初中文化,但为了弄清真相,她开始研习法律,不断前往新华乡了解情况,“跑了很多趟,没有什么进展”。

不断上访的过程中,罗治细更加懂得证据的重要性。2011年腊月,寒风刺骨,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罗治细背起用来防滑的草绳,与17岁的大女儿王佳佳骑着摩托车再次前往90公里外的新华乡,“天不亮出发,晚上11点才回来,太冷,女儿忍不住哭了起来。”

在一目击者家门口,罗治细从下午3点等了夜晚10点,“这家人电话不接,也不愿开门。回来的路上,摩托车链条脱了,推了四个小时才找到地方修理,修理点的人都没有收钱”,罗治细说。

渐渐终于找到一些案件的脉络。一位村民说:“事发时左青看到岳父被人追赶,就赶过来劝阻,结果其岳父转身将左青误杀。”但罗治细请求这些村民帮忙出面向相关部门解释时,多被拒绝。原冈是“徐丙权—直在逃,村民心有顾虑。”

2011年10月,徐丙权落网。随后,因故意杀死金宗光,被六盘水中院判处死刑。而杀死左青的凶手,检方未有公开说法。

不过,王元松案也就此开始出现转机。2014年9月12日,王元松从服刑的贵阳监狱被转回六枝看守所,当天,工作人员给了他一张省高院裁定书指出:原判认定王元松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消六盘水市中院的判决,案件发回重审。落款的日期为7月15日。

2014年10月30日,六盘水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王元松。该院认为:“经审查查明,王元松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当天,王元松被释放回家。

“当时大脑一片空白,自始至终仅仅开过一次庭,不明不白就判我无期徒刑,又不明不白把我放出来了”,王元松深深吸了一口烟,脸上露出无奈的笑。他最讨厌的还是办案人员,如果遇见就想踢他们几脚,“没有说无罪也没有说有罪,你现在不起诉我,难道过几年又要起诉我么?”

六盘水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赵杉拒绝了《凤凰周刊》的采访。此前她曾对媒体表示:有罪无罪是由法院来判定,我们检察院只是通过审查相关证据,觉得他(王元松)没有犯罪事实,所以不予起诉。《不起诉决定书》中明确阐述,王元松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王元松的案子属于终结性的不起诉,已经查明他与左青的死无关。

回到家,王元松发现父亲的头发H了,祖母在他出狱一个月前过世,村寨的变化也几乎让他认不出来,村里很多人从山背后搬下来。镇上规划了工业园区,到处都是厂房,家门口的柏油路也被超重的货车压烂。

王元松夫妇共育有四个女儿,十年来王元松仅仅见过孩子两次。王元松出事时,大女儿王佳佳10岁,正上小学,但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少女早早放弃学业,两年前已经结婚生子。

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和为了存钱维权,二女儿送给一个没有后人的亲戚家寄养,三女儿和四女儿全部被迫抱给别人寄养。幸福的一家,天各一方。当初只有两岁多的小女儿王雨,勉强能叫爸爸,如今已经上了初中。

出狱后一天,王元松批评其中一个孩子不听话,女儿忍不住说:“我是吃几家人的饭长大的,你没有带过我。”王元松神色黯淡。

王元松的一个当年的狱友请他去帮忙做铁路工程,但他害怕不能适应,“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干。”

牢狱十年,王元松家罩已经背负二十多、万元的欠债,妻子罗治细已成为“低保户”。早年那些在王元松名下揽活的工友,如今大多家境殷实。十年间,罗治细给厂里或工程
队当泥水工、做饭、搬砖头,一个月2000多元薪水,穿的衣服很多也是别人送的,“这是命,没什么好抱怨的”,罗治细说。

无罪的新年

出狱后的王元松性格变得沉闷。话很少轻言慢语,每说一句话,总是习惯陛地笑。

三个多月来,王元松很少出门,早年一起玩的朋友,也很少来往,“这么多年了,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找不到和人家摆(谈)的,怕讲错话得罪人。”。

由于罗治细长年在外打工,土地没有耕种,如今回家,蔬菜都是村民赠送。春节前,大女儿王佳佳回王元松家过年,用竹箩背了一只公鸡、一捆蔬菜。

王元松之前已经买了一只鸡,35元一斤,一共花了160元。“坐牢前,当地鸡不到10块钱一斤,最多就40元钱”,王元松觉得这鸡太贵,不舍得吃一一服刑期间,王元松每个月只领10元钱,“买卫生纸和牙膏洗漱都不够”。

让王元松感觉到物价发生巨大变化的另外一个细节是:他在镇上买了一件衣服,5.5折,也要300多元,“如果10年前,肯定不到一百块。”说完,王元松吸了一口烟,又笑了笑。

女儿在旁边已经教会他发微信,但手机里面的歌曲他不知道怎么放,也不知道是否收费。

如今,王元松夫妇靠借钱过日子。他们想把房子重新修好,但是没有钱,想让女婿继续开馆子’也没有钱。临近春节,王元松想给四个孩子—人买一套衣服,还是没有钱。

王元松找到当地政府,申请了1000元的生活补助。木岗镇一位干部告诉《凤凰周刊》,王元松给人的印象是中规中矩,来这里不断叫“政府政府”。农历腊月二十八,六盘水检察院又给家里送了2000元生活补助。

大年三十夜,王元松一家十年来首次团聚,他杀了_一只鸡,炒了几个菜。几杯薄酒下肚后,王元松站起身深情地对妻子、女儿们说:“这些年,你们太不容易了”,窗外的爆竹声不时打断他的话。

正月初二,是三女儿王小欣的生日,王元松去给孩子买回一个生H蛋糕,妻子和女儿们在厨房里忙着,王元松一个人安静抽烟,他本想对王小欣说点什么,却不知怎么开口,沉默,也许是最有力的表达。

如今,王小欣见罗治细叫妈妈,对自己的养母也叫妈妈,但是遇见王元松却开不了口,“女儿喊爸爸还不好意思?”王元松说,等国家赔偿的钱拿到了,第一步就是去把差人家的钱先还了。他还想把房子重新再修两层,把病医好,同时再办个厂好好抚育孩子,弥补家里失去的一切。

和妻子的感情,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以前王元松叫妻子“治细”,现在改叫“罗姐”,他说:“因为妻子比自己年龄大点,另外也觉得她很辛苦”,说话时王元松的脸上露出习惯性的笑。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5年第9期,如需订阅,请点击下面链接按钮

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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