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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前岁月剪影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凤凰周刊 人气: 发布时间:2015-11-03
摘要: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终年60岁。儿子嘉仁当天继位,年号“大正”。 “在天皇下葬的那天,我坐在书房里倾听大炮轰鸣。对我而言,它就像为一个世纪的消逝做最后的哀悼。”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终年60岁。儿子嘉仁当天继位,年号“大正”。

“在天皇下葬的那天,我坐在书房里倾听大炮轰鸣。对我而言,它就像为一个世纪的消逝做最后的哀悼。”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说《心》里借主角之口说。所有报纸杂志一边哀叹天皇临终前的病状,一边细数和赞扬他的遗产即“明治的骄傲”,关键词是:团结的人民、立宪制政府、工业化、强大的国防……

大正天皇的长子裕仁年仅11岁,是学习院里的五年级学生。国葬定于9月13日,就在9月11日清晨,63岁的学习院院长、陆军大将乃木希典进皇宫见裕仁。乃木送给未来的天皇两本书,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和三宅观澜的《中兴鉴言》,两位作者皆为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宣扬天皇具有绝对权力。“重要的地方我已划了红线。现在阅读可能太难,但这是有用的书,可经常让身边人读读,听他们作出说明。”乃木说完后流泪不已,在裕仁既诧异又充满关怀的目光中离去。

9月13日晚上,点,灵车在独特的车轴嘎吱嘎吱声中出宫墙,缓慢驶向下葬地青山练兵场。乃木夫妇坐在家中的明治天皇肖像前,遵照明治维新后被取缔的古风一一武士在主人死后自杀(不强迫),乃木切腹,妻子静子用匕首刺人胸口。这对德高望重夫妇的殉死,震惊全国。

日本民众走出夏末初秋的悲伤后,他们终究要挥别引以为傲的明治时代。新世纪有什么?没人预测得到。“大正时代”开始了,看上去势头良好。这个词在日本历史上充满乐观、振奋精神,它更因追求自由平等的运动风起云涌,衍生出“大正民主”概念,但它很短暂。1926年12月25日,身体和精神状态长期不佳的大正天皇驾崩。其实早在1921年,他就让皇太子裕仁亲王摄政。

裕仁继位,是在父亲去世当天的深夜。枢密院临时会议确定了“昭和”年号,语出《尚书·尧典》中的“百姓昭明,万邦协和”,政府将其解释为“军民一致,世界和平”。然而,事与愿违,此时的“大日本帝国”距离昭 和二十年的战败灭亡,只有不到19年时间。

哀鸿遍野的十年衰退

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日本经济充满了动荡不安,金融危机、金解禁、昭和危机、黄金再禁,打击接踵而至。这直接导致政局不安稳,并为极端势力的孳生制造沃土。

“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中,支撑着日本经济成长的源泉,是那些为换取外汇而把多梦的青春消耗在深夜劳动中的青年人和少女。”日本经济学者竹内宏感慨一代人在艰苦劳作环境中的默默付出,得以让日本在纺织业上击败英国成为世界第一,换回外汇引进设备推动工业化。不过,大环境实在糟糕至极。

让欧洲土地满目疮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给日本企业创造极好机遇。1915年起,日本的出口和海运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传统中国市场外,日本向协约国盟友出口军需物资,深陷于战火的欧洲各国一度放弃对亚洲的出口市场,由日本填补空白。出口量猛增导致海运发展迅速,热火朝天的造船业刺激了钢铁业、矿业等基础工业的发展。1914年到191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0%。

日本还是一战中最舒服的赢家,它轻松从德国手里抢过青岛,托管众多德属太平洋岛屿。它更是借战争由明治维新以来的入超国,变成出超国,也由债务国转身为债权国。终战的1918年,日本工业产值上升至56.8%,农业产值降至35.1%,终于由农业国升级为工业国(轻工业相较重工业占优势)。日本经济在大战结束后遭遇短期下滑,但欧洲重建和美国经济繁荣,又拉动日本出口增长,导致1919年出现“疯狂的繁荣”。1920年,日本黄金储量已达21.78亿日元。

然而,1920年明,东京股票市场暴跌,银行挤兑风潮随后而至。从3月到5月,东京和大阪的股票交易所不时关门。面对席卷战后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日本政府不断以融资来救济银行,半年后才趋于缓和。日本的经济危机由此开始,此后除了1921年“中间景气”外,直至战败再未繁荣过。

自然灾害也让日本的经济萧条雪上加霜。1923年9月1日爆发里氏7.9级的关东大地震,给东京和横滨带来毁灭性破坏,罹难人数超过1O万。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有55亿日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7%。

政府发行了总额达4.3亿日元的“救灾票据”,这是由政府直接补贴,让日本银行对灾区实行救济性再贴现的支票。至1926年底,票据尚有2亿日元无法还清,很多份额已成为呆账,此沉重包袱直接引发了1927年的金融危机。

铃木商店的破产,为殖民并开发台湾而设立的特许银行一一台湾银行的停业,成为1927年金融危机的开场标志。铃木商店是日本在一战中最大的暴发户,朴素的招牌之下是一个涵盖铁路、电力、冶金产业在内的巨型财团,与三菱、三井鼎足而立。台湾银行是赈灾票据的最大持有者,持有一半的呆账,而它的最大贷款对象即铃木商店。1927年3月,当台湾银行停止向无底洞似的铃木商店贷款时,负债5亿日元的铃木商店宣告破产,银行则因无法收回债权而在4月18日停业。挤兑风潮兴起,几天内有近20家银行破产,日本银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

金融危机迫使若槻礼次郎内阁倒台,田中义一组建新内阁,新藏相是日后被誉为“日本凯恩斯”的高桥是清。他命令日本银行向台湾银行特别融资2亿日元,向各民间银行特别贷款5亿日元。至4月2s日,历时两个月的金融危机暂告渡过。

1930年1月,日本实行金解禁,即恢复金本位制,再开黄金出口。随着英国在一战中元气大伤,英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崩溃,由英国支撑的国际金本位制瓦解。各列强在战后逐渐恢复金本位制,但日本错过种种机会。金解禁的短期效应,必然是日元汇率立即上涨,通货紧缩。然而,就在举国上下竭尽全力克服慢性经济危机时,最大的一次打击降临了。大萧条,从1929年到1933年的全球性经济大衰退爆发。

1929年10月23日,著名的“黑色星期四”,纽约证券市场暴跌。遭重创的日本,直到1933年方才走出最困难时期。1930年至1932年,史称“昭和经济危机”,其破坏力远超过20世纪前30年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1929年到1931年间,日本出口额下降一半,国民生产总值下跌18%。1930年,日本工业生产下降5%,工业制品价格下降19%。

世界性的贸易衰退中,全球农产品价格都在暴跌,日本也不例外,其主要农产品生丝和棉花受到直接打击。1929年12月,生丝每100斤的价格为1171日元,到1931年6月则为527日元。在丝厂工作的农民妻女们,纷纷失业。很大原因是800/0的生丝出口美国,但大萧条使得美国对奢侈品丝绸的需求急剧减少。棉花价格在同期下跌30010。1930年初,缫丝(从蚕茧抽出蚕丝)工厂便已发不出薪水,政府在同年3月颁布稳定生丝价格的贷款补偿法,无效。待新蚕茧上市,价格跌到历史最低点。

日本农业的两大支柱摇摇欲坠,史称“日本农业恐慌”。1930年,农产品价格跌34%。农业整体收入指数,南1926年的100降为1931年的33。1931年和1934年,日本北部地区因气候灾害而农业歉收。出于对生活的绝望,农村大量出现卖女儿、卖青苗等悲惨现象,儿童上学带不起大米饭成为常事,许多孩子辍学去山上挖野菜。农民将女儿卖到城里做娼妓,成为普遍现象。在受灾最重的农村,村民们已经付不起葬礼上传统的香典费,只得留下欠条,承诺待经济好转时再上门送钱。

更可怖的是,农村的萧条远远早于城市。1918年,大米价格暴涨曾引发20世纪日本的最大暴动,参与者超过200万人,史称“米骚动”。大力镇压后,日本从朝鲜和台湾进口大批廉价大米,解决了吃饭问题,却重创本土稻米种植业。1926年,众多在城市务工的农村人口开始回乡谋生计,但他们发现农村情况更恶劣。

犬养毅内阁在1931年12月建立,高桥是清再度出任藏相,他带领日本走出大萧条谷底。高桥实行了黄金再禁,即禁止黄金出口,随后实行变动汇率下优先困内均衡的政策,被称为“高桥财政”。高桥为刺激消费而扩大公共事业费和军费,谁知在日本特殊环境下,军费一旦上升便再无法降低。“对这种残酷的经济、女工的血泪、农村的凋敝感到愤恨的年轻人,同时又被‘先进国家’对日本的指责所激怒。”竹内宏感慨,“激昂的正义感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们铤而走险,投身恐怖主义活动。”

愤怒国民的炼成

1933年2月21日,日内瓦,当国际联盟以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1票(泰国)弃权的压倒性结果,通过英国政治家李顿伯爵主持协助调查“九.一八”事变的《国际联盟调查报告书》时,日本的全权代表松冈洋右发表了宣言书,最后用口语说“再见”,退场。宣言书并未提及要退出国联,日本却终究在3月27日向国联提交了退出通告。

松冈在国联胡搅蛮缠时,国内为之轰动、感动。4月27日,松冈乘坐“浅间丸”号客轮抵达横滨。无数早早等候在码头的民众挥舞着小国旗,热烈欢迎“英雄”回家。盛大的招待规格、隆重的气氛,颇让松冈觉得意外,他原本忐忑不安想着“没能让日本的立场得到世界的认可,自己的失败,需要向国民谢罪”。

狂热的日本媒体把松冈捧为“民族英雄”、“自主外交的旗手”、“凯旋将军”等。他回国后召开记者发布会,恬不知耻地声称:“我只是按照自己平时的做法去做罢了’樱花散尽之刻才是最美丽的”,“那个时候正是发扬我日本精神的时候”。松冈的煽情话语激励了一时的民气,他也配合着歌颂起“国民精神振奋,昭和维新”。

早在1932年12月8日,松冈在日内瓦的国联发表长达80分钟的著名演讲《十字架上的日本》。他极力为日本吞食中国东北辩护,甚至厚颜呼吁:“欧美诸国现在是要把20世纪的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处死。然而,正像救世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日本政府的正当行为日后必将为世人所理解。”这场演讲在日本引起震动。

“九·一八”事变如一针兴奋剂,刺激了日本人的“爱国热情”,也让作为围联主要创始者之一的日本开始孤立于国际社会。关东军的暴走、陆军高层不愿处罚违反命令的军官的做法,让首相若槻礼次郎很不满,但在亢奋的社会情绪面前,懦弱的内阁和天皇默许既成事实,与邪恶沆瀣一气。

退出国联,并非日本走向孤立化的唯一动作。1934年12月29日,日本又一个举措震惊各强国,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这一行为对日本的直接意义,是海军得以自由建造军舰,从航空母舰、战列舰、轻重巡洋舰,到驱逐舰和潜艇,想造多少、想造多少,再也不受国际条约的束缚。

长远来看,日本简单、粗暴的废约行为,并非像随心所欲多建几艘军舰那么简单。海军实力的无限制扩张,意味着日本破坏了太平洋上的军备平衡,这是英国和美国不能容忍的。“《华盛顿海军条约》乃是一组政治性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人废约,也就破坏了1922年以来控制着太平洋和远东的集体安全体系。”时任美国驻口大使的格鲁在1937年1月1日写道。

同样糟糕的是,金本位制恢复后的世界贸易市场,日趋走向贸易保护和阵营经济。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日本,且人口以年均100万的速度递增,要缩减农业社会人口,就得大力发展工业,向外出口制成品。日本靠低工资支撑的纺织业,结合生产合理化、汇率下跌、内外二重价格等条件,在国际市场上高歌猛进,结果招来“倾销”责难。由于没有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那种自由贸易环境,各国在一战后10年里采取了高额关税,大萧条加速让各地市场彼此隔绝,关税壁垒被建立。日本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档次较低,故抗风险能力差。经济危机一来,日本受灾特别大。

此绝境下,在军国主义者看来:日本欲扩大市场,唯有占领更多土地,最便捷的目标无疑是辽阔的中国。然而世易时移,扩大殖民做法不再为国际主流社会承认,况且中国已建立现代政权。日本却无法接受殖民时代随着一战结束的说法,它认为殖民时代刚刚开始。“在日本军事集团传奇式地重返政治舞台以及它的穷兵黩武、不可一世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日本全民族的愤愤不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

“正当日本在这场攫取游戏中渐入佳境的时候,其他的强国,因为已经拥有了他们所想要的一切,这时突然摆出一副道德面孔,宣布游戏中止了。”这是当时口本敌视西方列强者的典型说辞。

一个名叫古泽敦郎的北九州市市民,曾回忆1935年的难忘一幕:正读小学三年级的他,在市礼堂观看了日本柔道选手对抗美国拳击选手的比赛。挤满千人礼堂的日本观众毫无竞技精神,他们狂热地为本国运动员鼓劲,谩骂美国选手。当己方运动员胜利时,全场鼎沸。紧接着放映一部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电影,当银幕中的日军升起阳旗时,所有人全力鼓掌。

“当时,我认为进行战争理所当然,打败外国人也理所当然。我们就这样被教育长大的。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要当兵,就没有半点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古泽敦郎在1980年后期给《朝日新闻》写读者来信,倾吐自己的战前记忆,这是“愤怒”的一代人。

生不逢时的政党政治

1926年年底,大正天皇去世、昭和天皇即位前后,第52次议会会议召开。宪政会的若槻礼次郎内阁,遭到了在野的政友会、政友本党的炽烈围攻。这成为动乱的昭和时代的序曲。

口水因两件事而起,松岛游郭事件、朴烈事件。即宪政会党魁在大阪松岛妓院迁移中受贿;朝鲜独立运动家、无政府社会主义者朴准植(笔名朴烈)和日本无政府主义女作家金子文子合谋行刺裕仁。裕仁将俩人的死刑改判无期徒刑,但在野党和右翼批评政府的“不敬行为”和“干扰司法权”。

政党政治的启动,是大正民主时代的产物。1918年上台的原敬是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他还是政友会创始人之一,新内阁打破了一直以来的藩阀政治(倒幕运动中居首功的萨摩、长洲两大藩国,把持了明治时代的政界)。此时,日本政治体制才被看作是欧洲议会制形式。

时代在前进,犬养毅主张普选,让民众广泛参与国家政治。他在1925年5月的演说中提到:“首先要使国民一致参与国政,呼吁实施普选以应对国难。”1925年,日本制定了《普通选举法》,废除了纳税额度的限制,25岁以上的男子享有选举权,选民人数顿时增加四倍。

于是,1926年1月上任的若槻礼次郎内阁,成为普选下的第一届内阁。不过,汉口事件和南京事件让若槻内阁遭到“软弱外交”的汹涌指责,遂在1927年4月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对华强硬的田中义一内阁。持续的经济沉闷以及大萧条最终一击,让台上的政党内阁成为替罪羊。经济穷困、社会动荡,越来越多挣扎在痛苦中的国民,视政党政府是“道德败坏的政党领袖和同样腐朽的大企业主之间的邪恶联盟”。

1931年2月初,在野的政友会批评民政党的预算案,并痛骂民政党内阁在1930年5月签署的《伦敦海军条约》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两党在国会上由互相推搡升级成打架,双方一边对骂,一边隔着走廊互相扔烟灰缸和姓名牌。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原本就讨厌政党和政客,当他获悉这一幕后,更坚定了以极端手段取缔政党政治、改造国家的信念。而对于军部势力的抬头,政党—直缺乏制约手段。

同样拜经济困顿所赐,政党政治产生了另一个恶果,当藩阀政治向政党政治过渡时,出现了民意过度左右政治的现象。日本政治史学者、东京大学教授御厨贵指出,此问题在政党政治前夜就凸显。“国民有了参政意识,为政友会和后来的民政党这两大政党主导的政党政治打下J基础,这可以说是民主主义的进步。”御厨贵在接受NHK采访时说,“但当时民众深受民族主义者的刺激,认为日本必须发扬国威,所以就要迈出国门。这样一种对外强硬主义,在民间受到支持,政府则承顺逢迎,不是去抑制反而随声附和。”

难以想象的是,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尽管暗流浮动,但日本社会总体上充满和平气象,大都市里一度出现抑武行为。身穿军服成为不光彩的事,如在东京和大阪,有人会在电车上当着军人乘客的面故意谈“军人为什么要坐电车”,并对着军人瞪白眼。新闻界常用“军阀”一词来称呼军队,军人佩带的西洋式军刀(自1867年明治天皇禁止佩携日本刀后,日军到1934年才恢复日本刀)也被城市居民所厌恶。

陆军和海军一度成为“弱势群体”,甚至出现身穿西服去海军省上班,进办公室后再换军装的哭笑不得的事。“一般国民起来剥夺军人的特权,这是过去不敢做的事。他们这样蔑视军人,自以为就可以呼吸到自由阔达的空气了。”日本外交界重臣重光葵说。抑武现象的大背景,是一战后国际和平主义气象盛行。不过国际潮流只影响到西化的大城市,作为士兵供给源主体的农村基本不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还极力抵制来自城市的“糟粕”。城乡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更是诱导农民敌视市民和知识分子。

日本民众走向好战,除了经济长期萧条外,还与口本没有一战的体验有关。国民无从了解现代战争总体战的残酷性,而欧洲各国则有一代年轻人丧命于堑壕战。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对一战的有限参与,都是在日本本土外进行,且日本从中 收获巨大经济利益,故民众欢迎战争。

最具黑色幽默的是,政党政治破灭后,明治宪法依然在运转。《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生效于1890年,是“旧日本帝国”的立国之本,直至战败后的1947年5月被《日本国宪法》即“和平宪法”取代。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军队统帅权,陆海军的军令可以绕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而不参与军队事务、法理上超越各派利益的天皇,却只会默认局势发展,无视罪恶的发生。直到战败,日本都没出现一个能说一不二的强权领袖,当然也不可能如英美产生稳定有序的民丰政体。全国上下一起癫狂,在集体无意识、集体不负责巾走向覆灭。

“与德国和意大利不同,口本的右翼势力从未会合成为一个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精英阶层的运动。既没有哪个革命政党或群众组织实现了这一目标,也没有什么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成为国家元首。”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L麦克莱恩一针见血指出。

极端右翼兴起于国粹运动

罗曼诺夫王朝的垮台及帝窒被杀,震动了同为君主制的日本。发生存苏俄的红色革命很快波及到日本,应世界潮流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运动,实际上早在1910年代就在日本此起彼伏,并推动工人运动迅猛发展。“与我们国家体制相抵制的外国思想,正在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右翼政治活动家朝日平吾不知所措地惊叹。

1920年,元老山县有朋向原敬内阁的每个大臣送上了一份严防共产运动的绝密意见书。内提及“世界思潮急激变态,其势今殆风靡全世界也。新思想于隐秘之间,业已渗透社会各部,现状触目惊心。务必改善教育制度,遏制新思想之蔓延。”

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宣告成立,11月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经济危机加速左翼革命崛起,遂刺激了右翼力量站出来捍卫国体,形成国粹运动。不过,国粹派并非单单攻击共产主义,也攻击自由主义。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上杉慎吉,是右翼思潮的最早领军者,他在校内组建了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右翼组织“七牛社”,意即重生七次也要为同献身推动国体运动。

口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北一辉在192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宣扬以非常手段由下而上实现“—君万民”理念,这需要清除军阀、官僚、政党、财阀势力。这么一部混杂左右思想的读本,让北一辉成为一代年轻人的思想导师,他家随之成为沙龙和课堂。1927年,北一辉的弟子两田税成立秘密组织—一天剑党。

《治安维持法》在1925年S月12日起施行,它授权警察镇压“思想危险分子”,粉碎“旨在颠覆国家”的组织。核心内容是“组织以变更国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团体,或者明知其性质而加入者,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禁锢”。日本对左翼运动非常敏感,为镇压应时代兴起的反体制活动,警视厅早在1911年成立特别高等警察课,用于取缔社会、政治运动组织。待日共成立后,特高课立即扩张编制以镇压日共。

日共遭到两次完全破坏,直到二战后才得以重建。国内共产革命的威胁过去后,极端右翼势力瞄准了其他“对国体不敬者”,他们引爆了天皇机关说争论。

《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23年后的1912年,围绕宪法有两种争论。上杉慎吉认为天皇就是国家,天皇的意志决定国家的动向,这就是“天皇主权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日本宪法学界权威美浓部达吉,同年完成《宪法讲话》一书,提出“天皇机关说”,主旨是“国家乃是由众多机关组成的组织,天皇也是其中之-,是最高机关。”

第一次沦战,美浓部学说占压倒性优势,天皇机关说成为法学界和知识界的主流观点。高等文官考试、文部省认定教员资格的考试,将美浓部的著作列为参考书。美浓部的胜利离不开时代背景,天皇机关说、民本主义、内阁制惯例、政党政治,乃大正民主的理论支柱。不过,军队和国民教育一直接受天皇主权说。

时代在变化,第二次天皇机关说争论在1935年爆发。民间右翼团体和陆军合作拿美浓部献祭,他们将学术讨论升级成政治运动,史称“国体明征运动”。1934年,帝国在乡军人会为主的极端有翼团体开始出印刷品攻击美浓部。1935年2月,议员、退役陆军中将菊池武夫抨击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是对国家的“慢性谋反”,美浓部是破坏国体的“学匪”。

美浓部被送上了时代的祭坛3月,贵族院通过“关于政教刷新建议案”,众议院通过“关于国体决议案”,两院皆谴责美浓部4月,他的三本书被查禁,两本书被勒令修订。8月,顶不住压力的冈田启介内阁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内言:“我国统治权之主体在于天皇,此乃我国体之本义,帝国臣民绝对不动之信念,帝国宪法之上谕及各条章之精神亦存乎此。然所谓天皇机关说漫引外国事例学说,言我统治权之主体不在天皇在国家、天皇是国家机关,有悖神圣国体,严重曲解其本义,必须铲除之。”

9月,美浓部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其后遭学校解聘。翌年2月,他在家里遭民问极端分子行刺,住院。

“我个人认为比之于主权在君主,不如主权在国家。”昭和天皇没有公开表态,他私下对几位随从高官说,“尽管对美浓部的学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他绝非不忠。今天像他这样敢于提出问题的人,日本又有几个?断送这样的学者,那是十分开惜的。”

颇为荒诞的是,美浓部只是否定天皇权力来源的先天性、天皇权力的绝对性,主张天皇权力要受宪法约束而已,他反对架空天皇。美浓部在二战后身为内阁宪法问题调查会顾问及枢密顾问官,极力反对驻日盟军司令部颁布变更国体的《日本国宪法》。当年迫害他的菊池武夫,在战时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理事,战后被定为A级战犯嫌疑遭逮捕,关了8个月。

当“九.—八”事变、松冈洋右舌战国联受到举国上下热烈欢迎时,日本也有“不合时宜”的声音。1931年和1932年,谴责关东军行为的文章常见于自由主义倾向的杂志上,至于左翼杂志对国家的批评声音更洪亮。左翼杂志《改造》1932年4月期,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矢内原忠雄称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是“自我失败”。

主流女性杂志《妇人公论》1931年11月期,社会主义者、女性问题研究者山川菊枝发表文章质问政府:如果日本的孩子们最终将成为军国主义政府的炮灰,那么日本的母亲要不要多生育几个子女?1932年4月,长野县农村青年办的报纸直接疑问:满洲现在已为日本所占,但是你的生活是否改善,是否更加美好?你能否偿还所欠的债务?你的姐妹能否有条件为自己做一套和服?你的兄弟能否去咖啡馆听爵士乐?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那就是一个响亮的“不”。

除了言论表达外,左翼还组织了一系列游行、罢工。

一方面是言论空间日益逼仄,另—方面是国内民族主义热情日益炽热,许多批评者都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至少不再公开表达。吉野作造身为大正民主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一贯宣扬民本主义,也在民众对关东军的欢呼声前放弃斗争。“在日本民众中,有这样一种思绪,如果民主制度不合那些发明它的人心意的话,那么一直坚持些许怀疑态度的日本,就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坚持该制度。”他在1932年唉声叹气写道。

1929年被捕的日共中央委员长佐野学,于1933年发表“转向声明书”,宣布放弃此前的信仰。佐野学改称天皇是“民族统一的中心”,“在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日本帝国中发挥了中心作用”。他肯定了日军侵占中国东北,“日本对一个在文化上与自己相比极其落后的国家的扩张行为,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原则”。佐野学的转向震惊日本左翼,被捕的日共党员一个月内就有三分之一的人跟着转向,且绝大多数属于“事实转向者”,他们从此与政府合作。

日本,一天天走向癫狂。“当日本人宣称日本是东亚稳定的因素和和平的保障时,他们头脑中想的却是日本强权下的和平。”格鲁在1934年预测,“全国都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气氛,那将导致政府走向极端的形式,最后是整个国家的自杀。”


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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