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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禁枪政策演变史

来源:未知 作者:凤凰周刊 发布时间:2018-04-19
摘要:众多全副武装的武警出动,围剿犯下命案的持枪歹徒。警方严密封路、搜出地和建筑物,直至与罪犯短兵相接,爆发激烈枪战,最终成功击毙歹徒。这惊心动魄 一幕在1980年代、1990年代...

    众多全副武装的武警出动,围剿犯下命案的持枪歹徒。警方严密封路、搜出地和建筑物,直至与罪犯短兵相接,爆发激烈枪战,最终成功击毙歹徒。这惊心动魄

一幕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国内地社会都曾出现过,那些精彩细节留存于当时报纸杂志的摄影报道、公安题材的纪实文学、电视新闻纪录片上。不过,进入1990

年代后期,类似案件发生逐渐下降;进入本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后,这类故事已逐渐淡出社会记忆。

    从2000年到2014年,中国内地持枪犯罪案数量持续大幅下降,年均下降18.7%。公安部每年都有辑枪治爆专项活动,即集中时间进行运动式严打,全国辑枪治爆专项行动数据显示:2006年收缴枪支数量为17.8万支,2010年下降到5.5万支。不过,近些年被收缴、摧毁枪支的新闻照片显示,尤其是大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的枪支都是仿真枪,能发射实弹的枪越来越少。而事实上,根据中国内地相关法律规定,几乎绝大多数仿真枪也是被禁止的。

    中国内地有着全世界最严格的禁枪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社会稳定与安全。如此严格的禁枪政策,来源于复杂的社会形势变动。

从《枪支管理暂行办法》到“公安六条”

    晚晴、民国时代,政府本意禁枪,但常年战乱,统治乏力,直接导致民间武器泛滥,中国犹如国际枪械博览会。

    1949年后,新政权结合镇反和肃清土匪运动,收缴民间武器,迅速稳定社会秩序,结束清末以来半个世纪的混乱,但散落在民间的强制弹药数量仍然惊人。

    政务院(即如今的国务院)、公安部在1951年6月发布施行《枪支管理暂行办法》,猎枪不在管制内。它规定除部队和公安外,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之科长以上干部,区级人民政府之主要负责干部,各机关之交通员、通讯员、首长警卫员,部分公营工厂、商店、学校等人员可以佩戴枪支,但须经过相关部门批准,携枪时得带上持枪证。这一法规之所以对待持枪人员的定义非常宽泛,缘由时代的特殊性——当年对敌斗争尚未彻底结束,干部们需要配枪自卫。当然,收缴枪支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从没停歇过,如山东省仅在1953年就收缴各类枪支2.1万支,子弹8.2万发。

    公安部在1963年要求对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自卫枪支、弹药进行登记。当年仅山东省即登记2.29万支枪、220万发子弹,同时发现存在严重的配枪扩大化问题。如昌潍、聊城两个专区的3426支用于自卫的手枪,有1415支分散在无资格配强者手里,他们身份是公社书记、社长、中学校长、农场场长、酱园经理,甚至是服务员、驾驶员、传达员等。此外,许多群众依然私藏枪支,如山区民众需要猎杀野猪等动物来保护农作物,他们拥有祖辈传下来的枪支,视枪为家族传统之一,不愿拱手交给政府。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它从此代替包括枪支管理法在内、本就为数不多的所有法律法规,直到1979年2月被废除。文革期间,不仅枪支管理混乱,各地各派组织纷纷抢夺当地驻军、民兵、军工的武器弹药,在用枪械武斗外,自然免不了更多的枪走火伤人、持枪行凶案件。好在高压政治体制能够压制一切,一系列涉枪犯罪均被定性为政治案件,以政治性压过了案件的社会性。

    据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院邓礼峰的不完全统计:“至1967年8月19日止,全国共发生了1175起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的事件。共抢夺武器、弹药有步枪

2.16万余支、冲锋枪4600余支、手枪2000余支、其他枪2100余支、轻机枪1190余挺、重机枪350余挺、高射机枪78挺、60炮40门、追击炮22门、火箭筒61具、无后坐力炮8门、子弹648.7万余发、炮弹560余发、弹药1296公斤、雷管4290余支、手榴弹16300余枚、喷火器10具、高射机枪子弹700发。湖南一个工厂28吨发射药、重庆一个兵工厂72万余发子弹被抢。不仅抢夺部队的装备和战备物资,还抢夺援越抗美运输列车上的武器、弹药和物资。同时围攻部队、殴打战士的事件连续发生。”

    “到1969年9月止,据不完全统计,被抢的武器和收回武器的情况是:被抢夺的各种枪1877216(支、挺),收回2131036(支、挺);被抢夺的各种火炮10266门

,收回火炮14828门;被抢夺的各种枪弹44217万发,收回枪弹34004万发;被抢夺的各种炮弹390642发,收回炮弹294259发;被抢夺的手榴弹2719545枚,收回手榴弹

2734381枚(以上统计中,有的收缴数大于被抢数,是因为抢夺数中没有统计军工厂生产的新产品和群众组织自治的武器弹药)。”邓礼峰记录的是武斗停止后被军队收缴的武器。也正是在1972年,社会开始趋于稳定,全国统一开展了一次清查收缴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的运动。至于枪支管理制度,需要到文革结束后才逐渐恢复技能。

经济转型年代的控枪阵痛

    改革开放伊始,政治高压结束,一般社会问题不再被视为政治问题,随着社会复苏,涉枪的社会问题频现,甚至出现著名的“二王”枪案等。同时,邓小平坚信

核大战不可能爆发,遂改变以往的“人民战争”战略,废除“寓兵于民”政策。

    基于上述两点原因,1981年4月,公安部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已不适应治安形势剧变的《枪支管理暂行办法》。

    新法颁布后,又一轮收缴强制运动紧跟其上,如山东省在1981年收缴非法枪支就达6393支,江苏省则收缴3261支(830支堪用)。对于配枪者,公安部统一制作、 核发了新版枪支管理证件,建立枪支年审制度,年审时人、枪、证都要到齐。  

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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